1919年7月21日我呱呱坠地，我一个月大时发高烧，吃了退烧药，不知何故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们就做了一个小木盒子，准备第二天将我埋葬了。我的外婆将我抱到我母亲的怀里，让我母亲滴一滴奶在我的嘴上，我的小嘴就微微动一下，大家都很兴奋我没有死，就这样又滴一滴奶在我的嘴上，我的小嘴又是微微动一下，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我就开始吃奶了，就这样活过来了，到如今已活了一百年了。
我六岁就拿个小书包，我父亲带我去了一个“张裕酿酒公司”所办的小学，靠近我父亲的公司，读了两年，学校关门了，于是父亲把我送到的一个天主教办的有相当规模的小学，叫“崇正小学”，校长认为张裕小学办的不好，要我重新从一年级开始上，那年我八岁，十四岁小学毕业。我读书虽有聪明，但很顽皮，常在午间休息时间（12-1:30pm）饭后与几个小伙伴一起去玩，到学校时总是晚个5到10分钟，不是被罚站就是被先生用藤条打手心。有一次上英文课，不记得何故，被英文老师用藤条打手心，他是我的叔父，因他常到我家来，我就计划用一盆冷水从楼上浇下来。
我中午有时在外面吃饭，饭后在学校玩。在家附近有个小铺，常做一些熟食，如熏鱼，酱肝等，小孩子们都喜欢吃。我母亲不给我们吃零食，一是怕外面的东西不干净，二是不想我们养成乱花钱的习惯，不给我们零花钱。我们就常常去赊账吃，到年底的时候，店铺的老板就到家里来要钱，母亲只好给钱。
我父亲不大打我们，但有一天，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去上班，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把两个门（一个通走廊，一个通楼梯）都关上并上锁，责备我最近又逃学又在外面乱吃东西，打了我两棍子，我就大喊：“要把我打死了，要把我打死了……”，终于把母亲喊上来了。因房门都关了，我母亲进不来，但正好走廊旁有一扇窗户开着，我母亲就在窗户边对我父亲说：“你要把他打死吗？”我父亲气得丢下棍说：“都是你惯的！”就走了，我母亲狠狠地责备我说：“如果你以后再不听话，以后你爹打你我不管了”，以后的那段日子我就乖些。
中学我进了一间很好有规模的寄宿学校，但大部分是农村来的，学生们都穿衬衫，很有意思的是农村来的学生一律只把衬衫的前面塞进裤子里，后面全部放在外面。学校的英文课是从ABC开始教，因我在小学已经上过，所以我上英文课就更本不听。学校有个篮球场，我最喜欢，我就组织了一个篮球队，起名“运童队”，由于精力都花在运动队上，第一年成绩不及格，留级。
家离海很近，放暑假的时候就跑到海边去玩。我游泳不错，曾参加比赛得了第三名。我们常玩的沙滩分成两边，另一边是外国宣教士的孩子，他们的学校就在不远处。有一次不知何故发生了冲突，他们就把我告到学校去，在当时洋人是很有地位的，我就被学校开除了，我就去了另一间学校。就在这时我在上海的哥哥（比我大两岁）叫我去上海上学，经过父母同意，那年17岁的我去了上海。到了上海也是读初中二年级，直到高中毕业。初到上海言语不通，但很快适应。我喜欢理科，物理总是在九十分以上，国文课、地理课和历史课不喜欢。这时的我不像在烟台，性情收敛了很多，成绩也是在中等。考大学的时候，名牌的大学我没考上，因幼年时常听父亲讲农业的东西，很感兴趣，他曾和教会的几位弟兄去绥远省包头市的一个地方买了大约二十万亩地，准备开发，但因中日战争终止了。正好那时有一间从苏北搬到上海的大学，有农学院，也是当时上海唯一的农学院，因着受父亲的影响，我就选择读农业，读了一年我就很感兴趣。
大学第二年（1942年）我就联合两个同学在郊区办了一家小农场，有两间很大的厂房，起名为“新中试验农场”，目的是要改良品质。于是我们买了一百只来克行小鸡、一百多只安哥拉兔和十五六箱蜜蜂，我们用科学的方法管理，给每一只动物登记做相应的管理。农场里有管理员和清洁工四五人，但渐渐地那两个同学就不怎么去了，我却是越办越有兴趣。初办时，动物们都吃得很少，随着越长越大，“饭量”也越来越大，开始卖几十斤的饲料我们自己骑脚踏车可以带回来，后来就得大板车运了。在大学时，下午常只有一两堂课，课后我就去管理小农场。虽然费用增加，但也有了收入，因为我们的鸡蛋是白色的，当时没有，是上海独一家，所以价格比市场价贵一倍，而且供不应求。兔子的毛也长长了，剪了再用人工将兔毛纺成线，六卷兔毛线放在一个精美的盒子里，织出来的毛衣也非常漂亮。中日战争期间人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常去郊外走走，我们农场的小鸡和小兔子也很漂亮，很多父母带着孩子来参观，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我们的农场也成了当时的一个旅游景点，孩子都看到可爱的小动物就要买，我们也出售小动物，我们的安哥拉兔是作为种兔的价格来卖的，价格不菲。但在1944年底，日本军队征用，做为伤病医院，限我们三日搬走，农场就三分不值二分的处理掉了。好可惜！
1942年日本进驻上海，父亲将公司迁到内地去开办工厂，只留了一个人和一些钱，他们走时对我说要我有空的时候去看看。当时有很多伪钞，通货膨胀很厉害，公司留下的钱贬值得很厉害，我就插手到公司去，慢慢地就开始经营。我开始抄黄金和汇兑（大家把日占区的钱换成国统区的金圆券存到内地去），我就将收集到的伪钞买成货物运到内地去，我与黑社会挂钩，打通了关系，我的货物过关卡不检查，回来时压货的小混混就在蚌埠（靠近国统区）买金圆券带回上海。后又在上海和几个长辈合开了一家食品厂。
感谢主，我和妻路得在1945年6月结婚，婚后两个月，中日战争结束。父亲就搬回上海与我们同住，他很慈爱和谦卑。那时我们虽新婚，理当将我们所住的楼下好房间让给他住，他却不肯，坚持住三楼，而且清晨早起，已在院中清扫庭院。又每晚饭后带领读经祷告，以后小妹孙灵立（就是以后的焦源濂师母）也从内地来沪先与我们同住了一段时期。那段日子真是很美好。
婚后第二年，一个八个月的男婴因早产夭折，第三年，又生了一个男孩，但不幸在两个月后因护士照顾不当在医院夭折。
在1947年我的大哥因伤寒去世，他一直是帮助父亲管理公司的，我和我大哥感情至深，（那时妻怀着第二个男孩）那天我们全家都笼罩在哀伤凄凉的气氛里，以后父亲就让我经管他公司。
在1948年，一天我正在公司写信，突然信纸上一片空白，我初以为是眼睛疲劳，但症状复现……我看了许多的医生都无法确诊，后约了一位同济大学的德国名眼科医生，经过他的仔细检查，最后确诊是“色素性视网膜萎缩”，这是不治之症，视力会渐退，到五十岁时会完全失明（真如他所说）。妻告知后，我觉得天都塌了，满身的雄心壮志、宏伟抱负都毁于此， 那些日子整天以泪洗面，妻陪着我流泪，妻也百般安慰说：“我的眼就是你的眼……”，也带我去看一部励志电影……都没用。
有一次不知道为何一人跑到公园在那里坐了很久，不知道要做什么……我想：“没有了眼睛人生活着还能做什么？还有什么意义？……”那一年对我来说是双重的地打击，发现眼睛得了不治之症和失去了第二个儿子。
虽然眼睛有严重问题，但工作总要做，那时又值国共战事日趋紧张，我决定向国外发展，于是我就在1948年建立香港和台湾的两家分公司。因我的眼睛不方便，爱妻就辞去政府的工作，进我的公司做我的秘书，从那时起我们二人就一直同出同入形影不离，只直到2014年，妻的视力突然下降，就不能一直陪我同出同入了，整整六十六年我们形影不离。
我13岁那年，在一次宋尚节博士（大大被神使用）的聚会中信主，小小年纪的我就很喜乐，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进入社会以后，就渐渐地离开了主，不读经祷告，主日也不去聚会，就算是去教会也是心不在焉，后来又娶了一个不信主的太太。感谢主，神把我带回中国是因着祂的爱，是借着共产党来使我重新回转向祂。妻路得也于1951年真正悔改归向主。
1950年我们去港探望父亲一次，随即回国。三月份去杭州眼睛开刀，但效果不好，更觉惆怅和失望。四月份我们因生意的缘故与朋友戴某返港，当时香港政府正在办理居民临时身份证，我们三人各取到一份。决定离港时，父亲坚持我们应留在香港，但我们不听，因为那时我们的心在世界，满心认为港台有分公司，正是联手作生意的大好机会，岂有不回去之理呢。约五个月后，在香港和台湾设立分支机构运行正常，我们就结束了上海的业务迁去青岛。我们在青岛一住12年，在那期间中国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我们虽经历了极大的艰难，但神却藉此使我们在苦难中学习认识他。这12年更是我们二人属灵生命的转折点，一切都是神的美意！
回青岛后1951年初，小妹灵立（焦源濂牧师的妻子）从上海来信，称有位传道人顾仁恩蒙神大大使用，由青岛的浸信会、聚会所和信义会牵头，联合举办培灵会。要我们必须去参加。我们便去参加这聚会，聚会时间很紧凑，早上、下午和晚间都有聚会，众圣徒凑集一堂，人数之多，估约千余人。大家都兴奋得很，我们很有得着，真是圣灵作工。
在“三五反”初期，我们都没有继续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直到某日有人带一失明的传道人谢克华牧师来看望我，我被他爱主、爱人和事奉主的热心感动，才恢复了每主日去教会，直到1962年出国，从未间断。我们的公司在公私合营后实质被国家收去了，我们也进了国营的进出口公司，“大跃进”期间，公务员是每周工作七天，但主日聚会也蒙科长优待同意去作礼拜，由仅六岁的大女和五岁的二女带路，这真是超乎我所求所想。以后恢复每周工作六日，全家就恢复了正常的主日崇拜聚会。
当“三五反运动”越来越高潮时，政府指示我们必须彻底交待各项问题，不要像挤牙膏一样。那时我们是彻底检查，惟有一件事不敢暴露，因为韩战期间，联合国实行对华禁运，所以那时中国对远洋的进出口业务都几乎停顿。1951年香港公司来了一相当数量髪网的订单，我们仍照未禁运前的出口限价出售。我暗忖按当时出口情况，价格可以降低。因此就暗覆一信要他们照原价六折，竟取得外贸局的批准。照这新低价出口，这样一来第一批生意就给香港公司多赚了两万多港元（当时是非常大的一笔数目），到了1956年香港公司得了数十万港币。以后出口也都照新价格。这件事我们实在不敢交代。但当时我们已经开始追求主，想到圣经的诚实原则，我们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祷告求神保守，于是我们便将它全盘写出来，听凭政府的处置。即便因此坐监也在所不顾。因为我们不是单讨人的喜悦，更要紧是讨神的喜悦，感谢主，在这件事上政府并未追究。
那天是本公司职工联合其他几间公司的职工，共约百余人开我的批斗大会，我站在众人面前，下面坐满群众。职工群众不断地激烈批判我，声浪一阵高过一阵，还给我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大会后将我送回到本公司的一个小房间里，我已在那里被关了八天。然后门砰的一声关起来，那人一面上锁一面说：“明天再来”。
我满以为今天斗完就没事了，一听“明天再来”这句话，我浑身战栗，心想：这种羞辱到什么时候是尽头啊！这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身体上，令我窒息。那夜我整夜坐在床上，哪里能睡! 心想：这种斗争何时才能结束呢？怎样才能结束呢？我要被羞辱到几时呢？“明天再来”这句话一直在我心中盘旋，我绝望了，于是萌发了自杀之念，不如一死了之。但他们早已做了所有防止我自杀的措施，我的腰带被他们收去，又将窗户钉死，避免我跳搂自杀。那时因妻刚生大女，在产假中，同意我的小妹（即焦源濂师母）陪着我，她和我一起被关在那小房间里。我在一边灰心丧气，她在一边不住迫切地为我祷告，神又赐她经上的话说：“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洑水脱逃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徒27：42－43），她就安慰我，带我祷告，并用神的话鼓励我。
第二天清晨，忽然门开，进来的就是昨日带领群众斗我的大队长。今天态度和昨天完全不同，判若两人。哈着腰，搓着手，满面笑容，很温柔地说：“孙经理，你好吧？”我见他的态度温和，心中的大石头顿时落地了，他还说：“等一等我们再开个小会。”不久就叫我去另外一小房间，只有我和另外几个人。这时小妹心甚紧张，在房间里为我更迫切地祷告。神又给她话语：“二人既被释放”（徒4：23）。果然那大队长就对我说：“你的问题已弄清楚了，现在就可回家了。”回家后，全家欢喜，包水饺吃，如过年一般。神真的是爱我，透过这件事我们也看到神掌管一切，祂给小妹的两句话完全实现。
这事以后，我前因少年得志而有的傲气，今因“资本家被剥夺了皮（面皮）”而全然消失。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无神论者，那时对敌对的资产阶级和宗教信徒的改造是非常残酷的，加上我又有海外关系（我的父亲，兄姊在香港），而且那时我公开承认是基督徒，像我这种在黑五类中最黑的身份，迫害是可想而知的，就在那种环境逼得我不得不借着祷告来呼求神。感谢神！当我呼求神，祂就一次次地帮助我脱离困难。因着信心增长，更渴慕祂，天天要我的太太读圣经给我听（我的视力已弱），愿意去教会聚会，也起来传福音，也经历很多神迹奇事，我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我越来越不能离开祂。虽然是在一个痛苦的环境，可以说是在老虎洞里，神却封住老虎的嘴，恩典数也数不清，就像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都是化妆的祝福。后来我到澳门后事奉神也是与那时打下的坚实根基分不开的。“三五反”所造成当时经济上的极大难处，也全借着恒切祷告、仰望神开路而解决了。感谢神，祂满有怜悯，满有恩惠，也是听祷告的神，借着苦难祂一方面来管教我们，另一方面在管教中仍施恩惠，是我们信实可靠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主！
那时的资产阶级是在“限制、利用、改造”的标题下，是被打倒的对象。我们没有了行政管理权，没有对人员调动、聘用和开除等权力，但业务必须搞好，否则就是“思想”没有改造好。经营权归资方，就是不管你经营得如何都必须按时发放员工的工资。所以每天出去，都不知道会遇见什么事情发生。这都使我们学会了祷告的功课。早晨醒来就先祷告读经（妻读我听），我是公司的经理，所有事我是首当其冲。我的祷告变得更急迫了，中午在外面，公司一放工，就祷告，回家来一摘帽子，就祷告。这个祷告也医好了我那些年的神经衰弱症。（这个祷告，也是心中充满了感谢赞美主）。感谢主，神将坏事变好事，使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既操练了学习祷告和依靠神，也将神的话认真读，仔细读，藏在心里，作了我们随时的帮助。
青岛公司曾聘请一位很有商业经验的曲先生管理公司，在1948年底，当青岛已被解放军包围，随时会要被解放军占领的可能，我父亲、哥哥和曲先生都去了台湾，走前父亲曾将公司交托给一位孙姓老职员，当我回到青岛时，我发现他联合公司所有其他职员私自用公司名义向海外购买货物，为自己牟私利，被我发现，我指责他的恶行，因此激恼了他，他便怀恨在心。还有一位远亲，自以为我会提拔他，在公司里耀武扬威，但我却厌烦他，言语间流露出来。他见提升无望也怀恨在心。还有一位刘先生，因父亲曾在某银行投资时认识，我父亲投资结束离开，后在青岛遇见此刘先生，见他落魄便将他收在自己的公司，他对我也颇为不满。在三五反政治运动中，他们三人就联合起来想治我与死地。他们三人轻视我，鄙视我，大会上写资料批斗我……感谢神，当我进到国营进口公司后，我在公司是被人尊重的。这些压力就消失了。
在患难中时，小妹夫焦源濂牧师曾从上海来信以诗66：10－13扶持我们，是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丰富包括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所以在那段日子里。我们每晨上班时，边走边唱的诗歌总是诗16：8－9，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原文作荣耀）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实在是我们的心声。
“三五反”后，困难虽多，却蒙神特别赐福，业务蒸蒸日上，超过所想所求，使我们认识到：“想得到神的祝福，首先要认真悔改，又当来依靠祂，这是蒙福的秘诀。真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34：8）
公私合营后进国营企业
1956年又要从联营步入“公私合营”，在公私订期合营前，外贸科长来我公司慰问我，防我有顾虑。这科长走后，我听见邻室一位女打字员讽刺地说：“要他做什么？他去合营能作什么？”
我听闻公司要公私合营的消息后，本已十分愁烦，又听人背后这样议论我，我想：做自己生意时身为经理，手下有许多职工，分担各方面的工作，我只要安排调度就可以了，但合私合营后要到新单位去，能做什么呢？一个几乎失明的人，不能做文员，更不能做外勤，与其那时被人冷落辞退，还不如自己及早引退为佳。所以与妻商量，由她在外工作，我在家照顾孩子，虽然这样家中的收入要减少了一半强，但妻也同意了。正好那时听说有一种新的医眼方法，就藉词住院，出院后准备辞职。
怎知我出院后竟得一莫明其妙的恐惧症。早上妻去上班，我就在家怕得不得了，她一回来就好了，如往常一样。过了数日我实在受不了，决定要去上班，就算政府不要也我去，贴钱都要去，感谢神！神允许这事发生都有神的美意。1956年公私合营一上班那天。我和妻一同去报到，在报到前，我有一个很恳切的祷告：神啊！不要让我做个废人，不叫人轻看渺视我。想不到他们却都很尊敬我，真的是神的恩典！神实在听了困苦人的祷告。
我是宗教分子，资本家和有海外关系，在政治地位上是任人宰割的。有一次公司全体听完一个上级报告，回科里座谈，每个人都要发言，谈关于此报告对自己思想上进步的启示，王科长本来是五好军人，退伍后分配来我们公司做为我们科的科长。他就在这次座谈会上指责我许多莫须有的罪状。按常理，这种情况群众就会随着科长一起批判我，我心里默默祷告，但很奇怪，一片寂静，没有一个来批斗我，10分钟后，公司经理率一位外贸部的重要领导和一位北京总公司的重要领导进来，经理介绍完公司情况后，经理说：“群众如果对公司领导干部有意见，不用担心，尽管大胆说，比如经理，科长……”立刻大家就对王科长像放连珠炮一样，你一句，我一句……
过了几个月后，王科长在一次听完报告后的科里座谈会上，又把我的名字提出来，我心里又是默默祷告，接着又是一片寂静，忽然公司人事科长进来，他坐在我前面的位子上，他立刻对王科长说：“王科长，你在这次的政治运动中你落后了。”他一转身说：“你看人家老孙，在这次的政治运动中思想都进步了。”人事科科长讲完后王科长再也不提我的名批判我了，不久他就被调走了。
在批判右派、走资派的政治运动中，宗教上也开始紧跟政治运动。当时有个宗教团体要调我去参加一个学习班，我所在国营公司不放，第二次他们通过统战部调我过去参加那个学习班，公司仍然不放。当时我不是一个重要的业务员，而且我的宗教分子，资本家和有海外关系的身份是任人宰割的，但是公司就是不放。后来我知道如果我当时去参加那个学习班，他们就会把预先订好的“死与三自为敌的孙XX”的罪名加在我的头上，基督教的三自政策是中央定的政策，如果我被定上这个罪名我就肯定会被打成右派，工资会从一百七十块变成十八块，更重要的是我会被要下放劳改，我这眼睛看不见的人就更惨了，而且绝对不能出国。感谢主的保守！祂真是封住了老虎的嘴！
在国营公司七年，常有政治运动，在这运动中，也经历过惊风骇浪，都蒙神及时帮助解脱。我们每遇风波当然都是战战兢兢地依靠主，仰望主，祷告主。神每次都奇妙地及时拯救。甚至在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热火朝天时，我们当时竟然完全置身事外，没有参与，这是因为保姆秦大娘将阿米巴痢疾带回家，使我们的四个女儿都被沉重感染，在“大鸣大放”座谈时期正是我们每天送孩子急诊的非常紧张时期。那时小女儿才几个月，几乎要命。真是洪水泛滥之时，祂仍坐着为王！
从1956年进国营公司到1962年出国，这七年当中神实在恩待了我。我所管理的业务都颇有成绩，甚至《人民日报》还登载了我的事迹，褒扬我积极发掘许多新品种出口，那天妻读我听时我真有些不敢相信。
回想那是在1961年元旦后，科里开会，科长宣布科里人事调动，原管理人发（人的头发）业务的王同志调去食物养，食物养就是困难时期兴起的一种活动，各单位为补充职工的食物的短缺，分配员工种植蔬菜，养鸡养鸭养猪等。人发的业务由我接替，这位王同志在出口业务上能力很强，英文很棒，我暗忖：“这样一位有才华的人怎么会被调去食物养？肯定是在政治上犯错误了。” 我听了科长的宣布我非常颤兢，“王同志是无产阶级，而我是资产阶级，又有海外关系，他被调开很可能是得罪了什么人，特别有可能是当时与他搭档的人。”我本与妻路得和另外两三个人搞开发新品种，其中两个还是基督徒，我们相处得都很融洽。现在要我接管人发业务就要与妻路得分开，与我新搭档的是一位青年团员，非常活跃，不易相处。人发业务又是全球性的，不像以前新产品开发多是送去广交会，虽然小组中有一位专写英文书信的同事，但对我却有些轻看……”我的内心很挣扎，但我还必须说：“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没有难成的事。”会后我同妻去仓库，我叫妻扶着我，我就低头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神啊，这个工作很难，求你帮助我！”
人发以长短分等级，很短的叫发渣。解放后，人发的出口每年业务的涨落幅度基本上都是在百分之十左右，而且当时仓库积压了很多，当我接手后，海外对人发需求越来越大，我们一天接到七八份电报。神给我聪明，我不是一下满足客户的需求，如来电订一百箱人发，我就先给该客户五十箱，因着海外人发市场很活跃，等第二批的五十箱发出时 我就按照市场价上浮的价格给该客户，因供不应求，客户们仍愿意接受。在此之前的十几年海外人发市场都是如死水一潭，怎到我接手时人发海外市场就如此活跃呢？这都是神的手在做工，是神垂听了我的祷告。
同时我又将原料做成成品出口。传统的发渣包装都是人工包装，靠人手借着机器往下压，但因人的力量有限，压缩后体积仍很大。神给我智慧，想借鉴棉花的压缩包装，来包装头发，我就与压缩厂联络，试验发渣的压缩，感谢神成功了，缩小了体积，就减少了运输费。从这三方面一年下来，我的业务增加了百分之百。在1962年11月出国前，我做了个统计，业务又是翻番。比如1961年初定的计划是一万元，到1961年底我完成了两万元，是增加了百分之百，1962年初定的计划是以1961年底的业绩为标准，即两万元，而到1962年11月我出国时又完成了百分之百，也就是四万元。我也将从前仓库中的积压人发一销而空。与我搭档的那位团员因着我的成绩，对我也特别尊重，经理对我特别满意。业务如此飞跃，原来都是神为了有利于我们出国申请批准预备的。因为工作成绩显著，才能得上级信任。准我们后来出国探亲。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测不透的大爱。
那时国内常有政治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资产阶级。因为我是资产阶级，各种的压力使我非常想离开中国。就在1962年夏天，接到父亲一封来信，大略讲到，我已年老，80多岁，很想念你们，盼望你们能请假来看看我。我持此信去见科长，因为我不能越过他去见经理，科长看了那封信，就很严肃地对我讲：“老孙，现在正是革命时期，你竟往香港跑，你好好检查你的思想，我从前三次经过家门都没有进去看老母。”他这一番话，我的心就凉了半截，我想，这是没有希望了，但是我有个祷告：“神啊！若是你要我去香港，你就将这科长挪开，我好去见经理。”就这样祷告了几句话，当时我心里也没有想到，祷告是否有功效。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不料公司宣布要开全体大会，经理宣布：今年夏收，农村劳动力不够，要城市里抽调人员下乡支援，我们公司要抽调10多位干部去，带队的就是我祷告的那位科长，而且明天就走。我一听，心里又高兴又惊喜，高兴的是，我可以去找经理了，惊喜的是，就这两句的祷告，就蒙了神的垂听。感谢神！祂实在是垂听了！
科长走后，我就拿着父亲的信去见经理。经理说：你去吧，我说：“我眼睛看不见，要老曹（孙伯母）陪我去”，经理说：“她不能去，但你可以带一个小孩去。”我说：“小孩子最大的只有十岁，太小了。”经理说：“我们的陆运公司可以把你们送的罗湖，你香港的家人可以把你们接过去。”我回信告诉父亲后，他又来信，他也很想念媳妇，希望媳妇也能去看看他。于是妻路得又拿着父亲的来信去见经理，经理又答应妻路得再带一个孩子，与我同去。我们要求还有两个孩子同我们一起去，经理坚决不答应，他严肃的说：“如果你们要全家去，那么你们就不要去了。”我们无可奈何，只好四个人申请，其余的两个幼小的孩子只好暂时寄养在我妹妹处。
感谢神！大约两三个月就批准了。拿到通行证后，终于在11月10日与一个5岁，一个7岁的两个幼女依依不舍地分离了，7岁的三女，似乎有预感，要与父母长期分开，她就嚎啕大哭。因为我们要赶时间，只有忍着心痛，与她们分离。本想到港后，再给她们申请，因为我们出国前，多处打听，有这样的例子。怎知，不久就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国内外就断绝了来往。直到1974年，她们才得到批准出国，我们再见面已是过了12年，两个女儿一个19岁，一个17岁，已是两个婷婷玉立的少女。当三女见我面时，抱着我，叫声：“爸爸”，又是嚎啕大哭，我也早已流泪满面说不出话来。
当我回想在1962年11月10日乘船由青岛到上海，我躺在船舱里，心灵里感受是圣灵在对我讲：“这12年，你是读了12年的神学。”这一点不错，这12年的神学，不是课本，乃是生命的经历。在大陆12年，我才真正认识神。当1950年我们从香港回青岛后的这十二年，我的视力已很弱，但是我一直看到在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在我的左侧，他面色红润，面带笑容，我睁眼和闭眼都可以看见，我天天时时看到他，这是在灵里看见。日子久了就不觉得奇怪，但当我出国到澳门后他就不见了。以后我才明白是神让我知道是天使在护卫我们。年幼时常听父母的见证，上帝怎样听他们的祷告，上帝怎样与他们同在。那时我当故事听，现在却亲身经历到了，这位神是这样的信实，这样的慈爱，这样的公义与大能，是听祷告的。从前，谎言不离口，经过这12年，讲话有点不真实，就即刻吞下去，竭力要讨神的喜悦，同时也经历了许多神迹奇事。
1958年国内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粮食紧张，政府定量分配，一般家庭多不够吃，许多人浮肿，走路想走快也走不快，许多妇女因为粮食不够造成营养不良，没有月经。大家见面就是问你家粮食够吃吗？人人都很愁苦，惊慌，但我们心中就是满有平安，一点都不紧张。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心里有平安。 很多家庭成年人的父母和孩子都是各自分开，各自吃各自。我们一家六口也不例外，不够吃。我的粮食很节约地吃，也仅仅够吃，我用秤把每个月的粮食分成四份，每周吃一份，因为孩子多，孩子小，不懂事，唯恐半个月将全月的粮食吃完，下半个月就惨了。那时在我们所住的大楼上共有四家，他们都没有秤，都向我们借秤。某主日妻随单位组织的一同去外地捞海草，补充职工粮食。我送走妻回到自己的房间，在我家做保姆刘大娘请我和她一起祷告，我不便推诿就和她一同祷告。她一开口先说：“圣灵要向你说话”。我吓了一跳，立刻想到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和他妻子撒非因欺哄圣灵而死在彼得脚前的故事，顿时头皮发麻。她接着说：“你是觉得头皮发麻？”她怎会知晓，我相信真是圣灵借她对我讲话，我肃然起敬。她被圣灵感动，对我讲：“神说：‘以后你的粮食不要称，只管吃。’”从此以后，我就照神的话，不分了。非常奇妙，从前粮食仅仅够吃，现在每月都要多出20余斤，而且我还送给我的姐姐和一位传道人。因我们是外贸出口单位，公司将出口剩余的花生壳磨成粉分派给职工，每人十五斤，我和妻路得一共分得三十斤，因着神的供应，我们将剩下的二十几斤花生壳粉送给我一个表婶，因为她家男孩子多，粮食不够吃。记得那天她流着泪对我说：“哎呀，这是你口里省的，嘴里挪出来的”，对我感激不禁。真是经历到旧约圣经故事撒拉比寡妇和以利亚的故事。（参阅王上17：10-16）
1955年我们去了一间教会，是在一个姊妹家中，开始约有十几人，后来逐渐增加到三十多人，都是追求的基督徒。三十几人已经满了她的屋子，大家便商量建堂。恰好中间有位则弟兄是个木匠，他最有兴趣。大家就为此事祷告及奉献。那时正值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候，这位则弟兄向政府申请建堂的各种建筑材料。照理说大跃进期间，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很多工厂都很难批准获得建筑材料，要盖一个教堂，应当是不可能的。可是很奇妙，我们不光申请到了钢材，各样的建筑材料也是一应俱全，钢材，木料，砖瓦水泥丰丰富富，收到的建堂奉献也足够买材料，数月后就盖好了一个可容纳两百人的教堂。我们刚迁入新的会所，后面用来堆些杂物。当时几间大的会所如浸信会、聚会所和信义都关门了，有些信徒不愿意去三自教会就来我们教会，教会人数逐渐增加，等我1962年出国时都已经坐满了人。感谢主，那些年自从我们回头归向神，处处蒙神恩典。
我到了上海就在岳父家中住了10天，向未信主的岳父传福音，感谢主！他接受了。然后我们就坐火车到了广州，在广州本当去罗湖，然后再等着排队去香港，因为港方每天只准许一定数目的人进香港，在那里等的人很多。我到了广州住在华侨旅店，下午一个孩子带着我，想要到外面走走。在酒店的大厅里，挂着一个牌子，孩子对我说牌子上写着：明天有船去澳门。我想从前在港时，从澳门去港很方便，我就问，现在还可以买票吗？他们说：可以。于是我也未同妻商量就买了四张票，买妥后即刻回房间，告诉了妻，我们即刻整理行李。第二天下午上了船，在船上也不和任何人交谈，过了大陆的管辖区，好像一块大石头从心中掉下去，12年渴慕的终于来到了。
我是在1962年11月23日到的澳门，于1976年7月18日离开澳门。这14年在我人生中，是重要的14年，也是我属灵生命的转折点，其中也包括我这家庭的悲欢离合，总的来讲，一句话，就是神的恩典。
我写的这篇信息，其中有的部分，在妻路得所写的“神是爱”一文中都有提到。
到了澳门，有父亲和姐姐在码头等着，因为我买妥了船票，即刻打电话到香港告诉他们。见了分别12年的老父亲，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到澳门后才知道，从澳门去香港，不像我从前在香港时，可以随时自由进出，现在是需要申请办理去港的手续，港地批准后才能去。因为我父母，哥嫂，姊妹都在香港，应该申请不成问题，可是需要证明我与家人的关系，从前和家人照的相片都在大陆因怕证明我有海外关系完全销毁了，如果保留，就是与港地还有连带关系。但是香港只有一张照片，那时我只有两、三个月，母亲抱着我，与父亲，姐姐，哥哥们合照的。港方认为，怎么知道这个小婴儿就是我？因此港方不接受这张相片，这样一来，申请这条路就断了，他们提出来偷渡，我想偷渡不是在光明中，我不肯偷渡。
过了两，三个月，去港仍无头绪，为了节省费用，搬出了酒店，租了一个在二楼的阁楼。阁楼下面就是屋主的房间，二楼另外有一个厅，楼下是两个约40岁左右的单身女子，屋主常住香港，偶尔来澳门小住两三天，所以二楼的厅等于我们自己用。
某日，有一男子梁某前来取信，他本是从前住在这里，相见一下，彼此有点谈论得知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述说了他信主的经历，他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位连长，国民党撤退时，他没有跟着去台湾，他来到了澳门。我听了他的见证，心里很受感动。他又继续讲到港澳教会的情景，谈到一位电影的女明星，悔改后，很爱主，到处传福音，现在又传讲：信徒要被圣灵充满，而且叫人讲方言，他很是批评这位女传道人。这位女传道人，我们也听别人谈论过她，也读了她的见证，是一位很爱主，又被神所重用的传道人。我听了梁弟兄对这位女传道的批评，心很困惑，那时路得正在厨房备餐，我们谈话她都听到，梁某对这位女传道的批评，她也很困惑，她想这位女传道既是这样的爱主，怎么会这样呢，因此她就向神祷告，求神明明地告诉她。
我接待这位梁某在家中用餐，饭后他说：“今晚在某教会有一印度牧师讲道，也是讲有关圣灵的道理，如果你们愿意去，我陪你们去。”那晚，我与路得带着两个孩子，跟着梁某，去了一间教会叫作“潮语福音堂”。大约有六、七十人聚会，牧师讲的是英语，一位加拿大的姊妹翻成国语，再由一位姊妹翻成潮语，讲道内容现在记不清楚了。但在会后，我们刚往外走，这位名叫石大卫师母的加拿大女传道突然叫住我，不要走，而且叫我到前面来。我就同妻和两个孩子，到前面去，到了讲台那里。这位印度牧师名叫William Du，他的右手就按在我的头上，他用英文讲，石大卫师母翻成中文说：“我儿，昨天我见到你就爱你，今天见到你就更爱你。有一个人的话，你不要听，圣灵这些年间不是亲自地教导你明白祂的真理吗！”我听了神爱我的话，心中觉得非常甜美，路得听了更感觉非常惊喜，因为她在厨房，正是求神明明地告诉她，这个梁某批评那位女传道是否正确，既然神告诉我们不要听梁某的话，我们就与他不再有交通。
第二天的聚会，我是坐在第二排。杜牧师讲的题目是“押沙龙烧了摩押的大麦田”，他说：“每一次神叫我讲这个题目时，必会有人命发生，所以你们要悔改。”果然第三天报纸刊出一位基督徒医生的孩子，上吊自溢。讲完道后他呼召，谁愿意悔改到前面来。我是第一个到前面去的，后面紧跟着约有二、三十人。我们作了认罪悔改的祷告，杜牧师又宣告，谁愿意追求圣灵充满，就可以留下继续祷告。我当然愿意，我就在原处继续祷告，求圣灵充满我。过了大约十几分钟，石师母过来对我讲：叫我不要走。又过了几分钟，她又来说：“牧师讲，无论谁走，你都不要走。”我听后，很高兴，我想圣灵一定会充满我，我就继续祷告呼求，约半小时，我毫无感觉，没有觉得圣灵充满我。
就在这时，有一位山东同乡陈老姊妹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你看看你女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就扶着我，把我带到路得身边，我就问：“女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女儿现在躺在地上。”因为那时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没有经历，也不懂也不敢动，只是看牧师怎么处理，那时牧师正忙着给其他人祷告，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女儿还没有起来，我对路得讲：“现在很晚了，快到12点了，明天孩子还要上课，把孩子叫起来吧。”
怎知路得前去将她扶起，女儿一坐起来就放声大哭，问她：“你哭什么？”她说：“我的罪，比天都大。”一个9岁的小女孩能犯什么罪呢？不外乎和姐姐吵架，不听父母话，偷父母的糖吃，但她平时很乖，读书也很好，可见在神的光中，一个仅仅9岁的小孩子，居然觉得她的罪比天还要大。我想我们这些大人，当神的光照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罪更多得无法形容。
把她扶起后，就找到一辆出租车，在车上，她的两个小手合起来，眼睛闭着，口中不断地说：“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我们就问她：怎么啦，她断断续续地讲：“她看见了主耶稣，带着冠冕，”又说：“也看到了天使。”我们知道她见了异像，我们一直追问她，还看见什么？她似乎不愿意回答，只是在那里赞美主！赞美主！说个不停，回家后她又断续地讲在天堂看见了爷爷和奶奶。我就急忙地问她：“有没有看见爸爸？”她说：“只要好好信主，都会在那里。”我眼睛看不到，路得对我讲，那时女儿孙镜的脸上，好像罩了一层荣光，非常美丽，以后就慢慢退去了。
那晚睡觉时可能已经超过半夜1点钟，第二天一早起身，她说她要去学校。我说：“你昨晚睡得这么晚，今天就不要去了，我认识你的校长，我可以打电话给他替你请假。”但是她仍要去，态度一点不是对抗，而是很温柔的，叫你不得不同情顺从她，所以我们就同意她去。
中午回家，很高兴地对我们说：“这两天的聚会，没有预备功课，今天考试，题目我都不会，很奇怪，我却都答对了，得了100分。”这真是神恩待这个孩子，帮助她。她回家时嚷着：“肚子饿了！”我们对她说：“你把昨天晚上所看到的异像说出来，让妈妈给你记录下来。”很奇妙，她肚子本来很饿，但要写见证时，她肚子一点也不饿了，所以是圣灵给她力量，让她禁食来讲。
她所讲的这篇见证，我们把她印成小册子，题目是：一个小孩子见到天堂。从那时起，我对于灵恩就开始感兴趣，就从圣经中探讨有关这方面的真理，发觉到，圣灵充满是非常重要的，却被现今许多教会所忽略。
不久以后，我看到一份青年人所办的杂志，讲到一些青年人的见证，他们许多人把自己献给主。那时我里面非常受感动，也觉得主在呼召我。我回忆在青岛时，有一次妻路得带孩子到外面去，只有我一人在家，我坐在一个转椅上，我在想一个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作一个企业家，赚很多的钱，一死全是空的，一分钱也带不走；作个政治家，一死也是空的；像这样也空，那样也空，最后一个强烈的感动，就是事奉主不落空。
还有一次我在病中，躺卧在床上。家中一个很爱主的保姆刘大娘，她带来一位年长的老姊妹。刘大娘讲，这一位姊妹，她无论到谁家，圣灵不叫她讲话，她就不开口，叫她讲话，她才开口讲话。在我家她是大大开口，和我滔滔不绝地开口讲话。有一次我生病，她来探访我，在我床前走来走去，她就一面走一面朝着我唱：“主要呼召工人进祂的葡萄园。”我在想：“难道主是在呼召我吗？”我想到这两件事，同时我想我现在已经四十多岁，我们四人出国只带一只箱子，只带四块港币，还有两个孩子在国内，国内的公司也被国家公私合营没有了，我及父母的土地、房子等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我后半生还要去追求世上的东西吗？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答应神的呼召，决定要服侍主，起来后写一封信给父亲。
因为父亲是公司的董事长及总经理，我信的内容大概是：“我去港理当在公司里继续工作，但神现在呼召我，要我专职服侍祂。许多年来在大陆我经历到祂，是又真又活的神，搭救我脱离多次的患难。我愿意与路得下半生全然地奉献给祂，因此，我要辞掉公司的工作。”
父亲收到这封信后，即刻赶来澳门，他怕我是一时的冲动，出自自己的意思，并非出于神，所以才问我，你清楚是神的呼召吗？我为此就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地禁食来求问神，结果非常清楚是出于神的呼召。父亲对我说：“既是出于神的，你就好好地服侍祂吧。”那时父亲是香港灵粮堂的长老，又是灵粮世界环球布道团的副团长，与团长赵世光牧师同工。
既然父亲答应了我的辞职，从那时我就与妻路得在澳门开始了传福音的工作。在我奉献时，我在神面前有一个承诺，我的生活要凭信心，不靠人，单单仰望神。
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开始了在澳门传福音的工作，也打消了去港的意念。不久以后，父亲搬来澳门与我们同居，同时租了在澳门俾利喇街一葡兵营对面，一个新建的两房一大厅。我们迁入后，就利用厅作聚会之用，外墙悬挂一些圣经的经文。有几位原在国内认识的信徒也来了澳门，我们就邀请他们来我家聚会，他们也告诉了他们的朋友，于是聚会的人数就增加到十多位。在国内，礼拜天少有聚会，在澳门可以自由聚会。我们早晨去参加一个潮语福音堂，下午1时又去参加灵粮堂的聚会，3时在我家有聚会，晚7时又参加一间教会聚会（教会名称已忘记），平时我们就出外探访。
有一次，有人叫我去探访刚从美国回来的一对夫妇，因找不到路，就询问正坐在海边的一位黄姓先生，问他，某某路在什么地方，同时也问他有没有信耶稣。他说没有，我就乘机向他传讲福音，我讲完后，他就很热情地邀请我到他附近家中，他太太也很热情招待我们，我们也邀请他主日来家里聚会。黄弟兄是菲律宾的老华侨，长期在菲律宾，他的太太林姊妹与儿子仍住在福建。解放后，金门和福建时时互相炮轰。某日，一晚辈到他家探访，走时他的儿子送他，忽然被一炮弹碎片打中头部死亡。林姊妹丧失了独子，天天难过，面上再无笑容，但信主后，她面上显出了笑容。她儿子死后，她又过继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全家也来了澳门。过继儿子的太太也信了主，她说：“从我到她家中，从来没见过我的婆婆笑过，现在见她满面笑容，真是耶稣的大能，现在我也愿意信耶稣。”
在1964年，聚会人数不断增加，我们就将一个家庭聚会改为教会，命名为“澳门教会”。主日十时有崇拜聚会，午餐后就整队出发，一边走，一边唱，一边派单张。晚上七时有掰饼聚会，周二有祷告聚会，周五有查经聚会。
以后认识了一位张姊妹，她本身是澳门人，曾被圣灵充满，这姊妹非常爱主，她是从国内来澳门探望父母，丈夫及三个孩子仍在国内。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她就无法回去，她也愿意来我们教会与我们一同事奉。
澳门教会初初有人信主受浸，我们没有受浸池，都是到海边受浸。有时准备到海边，天气很恶劣，没有太阳，冷风飕飕，很冷，受浸的人都凭信心去，很奇妙当我们到了海边，乌云消散，阳光明媚，风平浪静，很暖和，很适合受浸，等受浸完了以后，天气回复原来的样子，甚至又是风又是雨。几乎每次都是这样。感谢神！后来我们在后院里加盖了一个受浸池。
有一天，我同妻去一地方叫烟滩仔，那里多数是渔民，遇到一位新加坡的华侨谭先生。他数年前从新加坡去中国大陆，当时新加坡的法令，凡是去共产国家的，不能再回新加坡。他在中国住了一个时期，因为不习惯，又离开了中国，既不能回新加坡，就只好落魄在澳门。为了生活，因为他略懂一点医术，就如打针等等，行起医来。我遇到他，就向他传福音，也邀请他来聚会。
主日他果然来了，他就坐在最后，面对窗户。那天是一位加拿大的女宣教士讲道，都称她为石大卫师母，她讲的一口漂亮的国语，她讲完道，说她有感动，有人要作见证。于是这位谭医生，急促地跑到前面，非常紧张地说：“我看到了耶稣，祂三次向我显现，祂的眼睛发出无比的慈爱，我一看见祂就不自觉地低下头来，流出了眼泪，我今天要决定信耶稣，而且愿意作一名传道人。我今天来的目的，带着我很多的卡片，希望多认识人，好请我看病，想不到，就在这天耶稣向我显现，我愿意一生跟随祂。”
不久以后，这位谭医生又被圣灵大大充满，又得到了说方言及翻方言的恩赐，他就几乎天天来我家，与我交通祷告。他虽然被圣灵充满，又能讲方言，但他的脾气很大，又吸烟。我劝他信了耶稣不要再吸烟，他就把台子一拍说：“要我不吸烟，我就不信耶稣。”那时我还未曾被圣灵充满，我想他被圣灵充满，又能讲方言，翻方言，而且很会讲道，我就很尊敬他，把他当作一个属灵的人。既发觉他这么大的脾气，又不肯放弃吸烟，这哪里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因此我就怀疑他被圣灵充满是否真实，就拒绝与他交通，不准他再到我家来。他因我的拒绝，他也很受打击，他想：孙弟兄是多年的基督徒又是传道人，为何又不准我到他家去，一点爱心都没有。
有一位从山东来的70多岁陈老姊妹，当宋尚节博士在她家乡传道时，她就被圣灵充满，她对灵恩方面知道的很多，她听说我拒绝了谭弟兄，她就对我说：“谭弟兄虽然被圣灵大大充满，又得着恩赐，但在灵里仍然是个小婴孩，需要你去喂养他，扶持他，帮助他，使他生命慢慢成长，他的生命就会改变。”我接受了这位老姊妹的劝告，又继续与谭弟兄交通。他每天要吸两、三包烟。
某日，他正在吸烟，从前吸烟味道很香，这次非常难闻，从此他就断了烟。这是神给他戒了烟，他的生命也逐渐有改变，但还是容易发脾气，他既不能回新加坡，虽然在澳门行医，也没有什么病人。我去探访他，他是租了人家楼梯底下小小一个房间。我因他信主后，愿意追求，也愿意把自己献给主，他也很愿意到我家与我读经祷告，我也为了解决他生活的难处，就接待他搬到我家里来住，吃住全部免费。这位谭弟兄搬来后，什么都不作。
那时澳门兴一种制藤业，用手工将藤制成各种工艺品，他也去领了工料来家作，赚一点零用钱。我们租的房子，前面有一个小院，大门是无法上锁的，为了治安的缘故，我们的厅一定要锁的。
有一天我出外忘了带钥匙，回来我就敲敲门，这位谭弟兄出来给我开门，开门后，转身就走，同时用很严厉责备的口吻对我说：“下次出去不要忘记带钥匙。”我听后，一把怒火即刻烧到头顶，心想你天天进出，我都给你开门，有时还会讲回来了，累不累，等等客气语。我偶尔忘记带钥匙，你就这样的责怪我，况且你在我家白吃白住，什么都不做，态度这样蛮横，我一定要去教训教训他。他若不听，我就将他赶出去。正向他房间走去时，心中忽然想到要忍耐，但是又忍耐不下去，只好跪下祷告，求神给力量。祷告后心里略觉平静，站起来，他那种批评，责备的口语又进到我心中，还是想同他理论，里面又有感动要忍耐，只好又跪下祷告。这样一连三次，起身后，坐下。刚好身旁有一架录音机，我就打开听听，缓和心中的烦恼。一开机出来一句话，弟兄得罪你，你当饶恕他70个7次。我一听，知道这是主对我的警告，我即刻跪下，不再是要求神给我忍耐的力量，而是流泪求主赦免我不能饶恕弟兄的过犯，神饶恕我千百次，弟兄得罪我一点，我就放不过他去，认罪后起来，想找弟兄论理的念头全消失了。
这件事情虽然说明了谭弟兄的生命还是那样的软弱，同时神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生命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感谢神！以后我对谭弟兄的不满就完全消失，我与这位谭弟兄同住了约3年的时间，他的生命的确逐渐逐渐的改变。以后他就迁移了香港，我就明白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不是因为他圣洁，圣灵才充满他，乃是圣灵充满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更新过来，逐渐达到丰盛。活出主的形象，荣耀神！
我在澳门接触了灵恩就非常渴慕，在每次的聚会里都追求圣灵充满，可以讲出方言。在澳门，“澳门教会”是我带领的，当时我有一个意念——我应当先得到方言，因为我是领头的，常常讲道，讲出来的方言就要像外国语，显得我属灵。因这种骄傲的心态，一直没有得到，因为神是抵挡骄傲的人。那时妻路得和孩子及很多兄姊都已得到。因为我没有得到方言，就觉得很没有面子，我总是找借口说：“方言是最小的恩赐，我要得那最大的恩赐——爱，我要追求那最大的恩赐。”大约过了一年多以后，香港几位传道人来我们教会，他们为我迫切地祷告要我圣灵充满，领受方言，他们对我说：“你不要局限在方言只是像外国语，你就是开口讲，不管讲什么。”这样的教导以前我是不接受的，但那时我无奈只有接受，于是我就开口随便讲，突然方言就出来了，却不是什么外国语，而是单音节的“啦啦啦……”我特别宝贵，因为得来不易，我走路也讲，没人的时候也讲……一有机会就讲；有时心情不好，不想祷告，一开口方言祷告——“啦啦啦……”灵就被提起来，就能开口祷告了，和主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了。有人说：单音不是方言，我也听一个有名的传道人说：单音的方言是鬼的方言。”求神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到，我经历到圣灵，不论是单音节还是多音节，只要是出于圣灵的就是方言。
我自从领受了方言，详细查考了圣经，知道圣灵充满领受方言是很重要的，是从圣灵得着能力，造就里面的灵人。我在澳门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服事就是帮助人领受圣灵的洗。小孩子领受方言很容易，反而是年纪越大的因顾虑多很难。教会一位学音乐的姊妹在家中一天突然唱出灵歌，她说比那些意大利名曲还好听。
我在大陆十二年，我只禁食过一次，是因为我的妹妹生重病，我就决定星期六中午下班后为她禁食祷告，平时觉得少吃一餐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要准备禁食，那餐饭就变得很重要，我挣扎了半个小时还是失败了，就吃了饭。星期天想到妹妹的病很难过，聚完会决定还是要为她禁食祷告，中午那餐不吃，这次成功了。感谢主妹妹得医治了！
到了澳门，我为了全时间侍奉神是否是神的呼召三天禁食，没有挣扎。圣灵充满后，禁食变得很容易，就算是煮好的饭菜已经在餐桌上，想起要为某人某事禁食祷告就立刻放下碗筷去祷告。以后，我们常常禁食祷告，只吃一餐，身体不觉怎样，三五天禁食身体也不觉困难，我们禁食期间工作照常做。如果三个星期不吃，身体会觉得疲乏，我就改成三天不吃不喝，其他四天时间照常饮食。我曾跟神许愿说我要终身这样禁食，但大约这样过了两年半的时间，不记得为什么就放弃这样的禁食模式。许愿不还是得罪神的，求神怜悯我。
在教会里有一种危机，就是禁食无形中变成一种争竞，比如，你禁食两天，我禁食三天，我比你厉害，这种心态是神所不喜悦的，神看的是人的心。
我们教会虽小，但满有主的同在。有一天路得去一家旅店，探访几位姊妹，却遇到了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小孩子，谈话之间得悉她也是一个基督徒，这姊妹正落在一个难处里。姊妹从大陆坐船来到澳门，就被旅店的人接到他们的旅店来。原来这旅店是黑社会所办，姊妹不了解社会上黑暗的一面，旅店里有一人是黑社会的小头头，很能打架，他是江苏无锡人，所以人家都称他为“小无锡”。他就常常请姊妹去吃饭，看电影，很热情地招待姊妹，姊妹满以为海外的人都是这样热情。过了不久，这黑社会的小头头揭开了真面目，他要这位姊妹嫁给他，姊妹不肯，他就威胁姊妹。
有一天将姊妹关在房间里，拿一条鞭子，猛打台子，对姊妹说:“你要不嫁给我，我就这样的对待你。”路得听后，就安慰她，要她专心靠主，并与她一同祷告，她也被圣灵充满，讲出了方言。路得回来将这事情告诉我，我们就商量怎样帮助这姊妹脱离这旅店，以后就同那位姊妹讲好，先将她的东西拿到教会来，然后再乘机逃出，就住在我们教会。
谁去拿她的东西呢？没人敢去，因为这小无锡好厉害，没人敢惹他。我因眼睛看不到，不能去，80多岁的父亲当然也不能去，路得本来也是胆小的人，自从被圣灵充满后，她就大有信心，常常出去探访，深夜独自一人回家也不害怕，她愿意去旅店替那位姊妹拿东西。虽然如此，我的心里总是有点放不下。
正在这时，对面兵营一个葡国的小军官敲门进来，他得悉路得要去旅店替一位姊妹拿行李，他就对路得讲：“我陪你去。”这小军官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常来我们教会，与我们很熟悉，他肯与路得同去，我们就很放心。那晚，他们就将那位姊妹的行李拿回来了。他们去时，旅店门口有一块大石头，据说谁去帮那个姊妹，那个黑社会的人就用那块石头来打帮她的人。感谢神！路得平安地把那姊妹的行李带回来了。
第二天，那姊妹带着两个小孩子逃离了旅店，就住在教会里。那黑社会的人，不甘心，几次想来教会闹事，很奇妙，他就不敢靠近教会。他对人讲，我看到这个教会，心里就害怕，不是这小小的房子叫他害怕，是神叫他害怕。
有一天，姊妹在外面忽然遇到了那个黑社会的人，黑社会的人想要对她施暴，姊妹很镇定地对他说：“你敢动我，你要知道我是谁？”她讲这话的意思是，我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敢动我吗？果然那人转身就走了。过了不久，那黑社会的人不知何故掉到河里淹死了。
又有一位姊妹带着一个小女孩从上海来，因为不识字，就去找专门替人写字的写字老替她写家书，她就与写字老发生了关系，写字老就把她拘禁在家里。
有一天，路得出外探访，路上有感动要去探访这位姊妹，就得知这位姊妹被人拘禁，但她的小孩子可以出来。小女孩只有12岁，我们鼓励她，把你母亲带出来，就住在我们教会。有一天小女孩果然和她妈妈带着她们的行李就住在我们教会里。第二天那个写字老就到我们教会来要人，他只能在窗外和我们讲话却不敢进来，住在教会里只有我，路得和两个小女儿，我们哪有力量敢与黑社会的人来斗，乃是神差派天使看顾保护我们，哈里路亚！感谢赞美主！
自从这位姊妹和她的女儿住到教会来，教会里连同我的两个女儿一个12岁，一个11岁，共三个，这三个很是我们的帮手。在我们附近约15分钟的路程，有一个天主教开办的福利院，除了住在里面的伤残人员和老人，也有很多从大陆偷渡到澳门去的。这些人在澳门无亲无友，有的是坐船，有的是游水，他们到岸后，就在这福利院暂时栖身，以后都陆续偷渡去了香港。我每周有一、两次带着这三个小孩子去传福音，这三个小女孩都会讲广东话。
有一次，我带着三个小女孩去福利院，我在同一个腿不方便的人传福音，我对他讲：“耶稣爱你。”他说：“耶稣爱我，我不晓得，我知道老母爱我。”三个小女孩此时去另外地方传福音，所以没人翻译，但是我也能听懂一点广东话。我幼年时，常喜欢看神怪故事的小说，常提到：西天老母，还有其他名称的老母，都是一些偶像的东西，所以他讲老母爱我，一定也是一种偶像，所以我就对他讲：“你这个老母，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喉咙不会讲话，是人造的，根本不是 神，不但不能帮助你，反而是犯罪得罪 神，你不要再去拜他了，快快打烂，或者用火烧掉。”那时，我眼睛还能看到一点，我看到他眼睛翻一翻，转身就走。
我回到教会，刚好有几位广东姊妹，我就和他们讲到在福利院和那个腿不好的传福音。她们听后，一面笑，一面讲：“孙弟兄，你好运气，他没有打你，可能他的腿不好，否则他会狠打你一顿。”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广东人叫老母也就是妈妈，你怎么叫他把他母亲打烂了，用火烧掉呢？人家不打你，就是你的好运。”
我听后，我对那个人所传的福音反而伤害了他，我准备带着孩子们再去那里，如果再遇到那个人，孩子们替我翻译，我上次讲的话是错的，请他原谅。因为我们山东人讲话时，叫母亲都是妈妈或者叫娘，没有叫老母的，所以传福音语言是很重要，语言不通，反而会造成反效果。那天三个小女孩却大有收获，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听她们所传的福音就信了主，并且带到教会来，继续给她讲，也为她祷告。她们虽然年幼因为受了圣灵就有胆量，在那福利院里有几个人也信了主，也受了洗礼。
澳门是一个赌城，地方上的收入，主要是靠赌博场所所交的税款。到了周末，大批的香港人来澳门赌博，因此黑社会在澳门也很猖獗，也有许多悲惨的事情发生。港地来的赌客，赌输了就向黑社会借钱，利息非常地高，黑社会要他们的身份证作抵押，还不清，你就不能回香港，有的女孩子就被他们辖制，卖身还债，从此就沦作娼妓。我们每周末就带着数千张单张去跑狗场，等他们散场时派单张给他们，他们走后地上一片单张，他们仍然愿走黑暗的路，不肯接受天上的光，将来的结局就是灭亡，何等可怜！
我们教会有两位姊妹，方太70多岁，张太60多岁，方太常常协助教会，礼拜天聚会后午餐由她负责，饭后这两位老姊妹逐家逐户去派单张。她们的足迹走遍了澳门，她们的足迹在天上也必蒙悦纳。
澳门附近有一个岛名叫凼仔，现在有一大桥与澳门连结，那时去凼仔没有桥，是乘小艇，那里有一戒毒所，是政府办的，每周六下午，去那里传福音给戒毒的人，数年下来没有一个人信主，我们就不去了。
在澳门监狱传福音
大约在1967年，得到澳门警察厅批准，我们可以在澳门唯一的一间监狱布道。他们给了二楼的一个厅，每周一次，风雨不误，上午十时开始，约1个半小时，有6年之久，每次有我和路得，有时也有其他同工一同前往。
监狱里犯人多是各个黑社会帮派的，有一位姓张的年轻人，他原是香港的富家子弟，想是不听父母的话，混进黑社会里去。还有一位姓朱的理发师，因赌博和朋友发生了争执，双方都动了刀，他把对方杀了，但同时手臂上也受了一道很深的刀伤。他就逃到大陆就医，医生一看知是刀伤不敢给他医治，他也怕大陆的公安将他抓去，又逃回澳门并自首。因他的理发技术很好又免费，很多官员包括监狱长都找他理发。他们二人后在监狱里悔改信主，并受了洗。
有一次，张姓年轻人被帮里命令去杀同是关在监狱里的另外一个帮派的某某，否则他就没命了。想是他被圣灵提醒不可杀人，他就将此事偷偷地告诉了理发师朱某，因理发师的特殊地位，他就将此事偷偷地告诉了监狱长，监狱长立刻关仓，所有的犯人不得自由活动，这样就粉碎了那次的黑帮谋杀计划。张姓年轻人就此逃过了一劫，这都是神的保守。
一次我在布道时讲到罪的问题，一个不信主的犯人威胁我说：我要用朱某某（理发师）做的那件事的方法对付你。言下之意就是要杀我。但感谢主我们都平安！
直到1973年10月份，我从公交车上跌下来，跌断了骨颈，我才停止了下来。但是在我病时路得仍然继续去，他们就将她关在女仓里，等她传完了福音再开仓叫她出来。感谢 神！她说:“虽然关在仓里但一点都不害怕，我们教会虽小，他们却很尊重我们，我们去他们从不搜身，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去，他们都会给我们开门。”
我们去后，凡愿意出来参加的，监狱方面就打开监仓，聚完会后，他们再回到监仓。聚会人数多时十多人，少时几个人。短期的犯人，听过几次以后就出监，有的说：“出监后再信主。”6年下来，有14个人在监狱里受浸，监狱里恰好有一个浅的池子，大约有两尺高，我们就利用那池子为他们受浸。受浸的那天，监狱长提议我们和那受浸的14人照一张照片。14人中其中有两个，一个是香港黑社会的头子，一个是澳门黑社会的头子。
监狱的犯人在浅池里受浸
中间两个西人胖的是监狱长，另一个是检察长，监狱长后面的戴眼镜的瘦瘦小小戴领带的是谭先生。最左边的是婆婆孙路得，婆婆右边是伯伯孙约西，最右边的烫头发是高姊妹姊，在谭弟兄后面的是张姊妹。
香港黑社会的头子，祷告时听到 神对他讲：“你要出黑暗入光明。”澳门黑社会的头子对我讲：“我出狱后要脱离黑社会组织，去作小本生意”。可惜他出狱后未曾照他所讲的，仍在黑社会里。有一晚他回家，刚要进门，就被埋伏的几位仇人将他杀死。死后他的太太和黑社会其他的人来教会要求我为他主持丧礼，我祷告后觉得不平安，我就拒绝了。他们那次的丧礼，他的手下居然有数千人给他送殡，他如果真的脱离黑社会，就不会遭此惨死，许愿不还也是罪。
另外有两个杀人犯，数年后，他们也都出狱了。其他的人，澳门警方又把他们解送到印尼附近，也是葡属的帝汶岛。求 神怜悯他们，保守他们！
圣经记载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遇到经济困难，他就做自己所熟悉的工作——结帐篷，供应他和同工的生活需要。因我们教会奉献很少，虽有时香港家中寄给我一些生活费，因教会还要负担两个同工的生活费及其他费用，是入不敷出，因此我们就效法保罗结帐篷，自己做工。
我在国内是做进出口贸易的，于是我就写信给德国和美国弟兄们询问行情，德国的弟兄回信说要拖鞋，澳门没有做拖鞋的工厂，因此我们计划自己生产。我在国内也出口过拖鞋，但都是买别人的成品，自己没有做过。于是请教一位做过鞋模的老人，蒙他指导，师母和女儿都学会了，试做了几对还不错，于是开始正式制作销售。购置各种尺寸鞋模及材料，白天我们做福音的工作晚上做鞋，一开始一晚只能做一两对，熟练后就可一晚可做十几对。不久，我们就拿了第一批二三十对鞋在澳门葡京酒店试销，因该酒店有很多游客在此购买商品。过了一个月我们又带一批鞋去，他们说；你们的鞋销路很好，有的日本游客来找你们做的鞋，但你们上次走的时候没有留下地址电话。我们觉得做鞋有前途，但不久我收到在美国的妹妹来信，要替我们申请移民来美，祷告后知是神的带领，就把工具和未完成的鞋都带来美国。但在美，神给我有另外的带领，就一直没有再做鞋。
我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父亲大学毕业（1904年）后，四、五年创业成功。之前他教书时每月11块大洋，租别人的房子。我父亲创业成功后有数万大洋，盖了相当不错的两层楼房自住，另外还盖了一个相当大的房子出租；我们兄弟姊妹的学费从小学到大学都不曾缺乏。以后我经管我父亲的事业，我的经济就更丰富。即便解放后我的经济情况仍然很好，解放初期名牌大学及医科毕业生的工资是四十几元，其他的就更少。当公司合营后，公司归了国家，但当时政府有政策，凡参加公司合营的人员工资是按原来在私营公司时工资标准，我是一百七十元，妻是一百三十元，我们两人三百元。
当我奉献时曾对神说：我今后就凭信心生活，靠主。从此我的经济情况不对任何人说，包括父兄。我出国时本想到香港公司，经济方面不成问题，奉献后我就不开口了。有时家里还寄一点生活费来。我们的教会两多，老人多，孩子多，常常奉献箱是空空的。所以我在澳门吃了十四年的碎米，因为价格便宜。教会除我以外还有三位同工，生活费由教会支付，所以我们是常有入不敷出。
因为我们的经济不稳定，女儿的学费是申请每月交的，而别的同学是一次交清的。有一次我们交不上学费，我对女儿说：“你同先生说一下，这个月的学费真是交不出来了，可否下个月交。”她哭着说：“班上只有我一个人是每月交学费的，大家都一次交的……”她就怎么都不愿去上学了。就在这时，一位教会的姐妹来到我家，她说：“我在家怎么都坐不住了，神感动我要奉献一笔钱。”她走后，一数正好是女儿交学费的数目。多奇妙！
从前我不知道什么是贫穷，只认为是物质上的缺乏，但后来当我们凭信心过生活时，发现更重要的是贫穷让人的尊严没有了。那时我都不敢见朋友，生怕别人认为我是问他们去借钱的，或者他们认为我是潦倒。神让我明白穷苦人的痛苦，我们开始知道节约俭省。神也借着在经济上的熬练来考验我们是否是专心事奉祂。后来神把我们全家带来了美国，让我们全家团聚。
我们常出去探访，有一次去探访一位印尼华侨，他是司机，太太长得挺漂亮，有3个小孩。我们探访时他很忧愁，因他们接待一位印尼的女华侨，在他家住了约两个月，有一天此人和他太太都不见了，初初以为是上街买东西，但整夜都没有回来，他就着急了，他也报警了，想尽了一切办法却音信皆无。有人说：“因他的太太有几分姿色，恐怕是被那个女人骗到香港卖给黑社会做妓女了。”他非常的痛苦，我们就劝他信耶稣，我们也用我们的经历向他显明这位真神，最后接受了耶稣作他的救主。
他受浸完后他说出一件事，他的祖父参加某邪教叫降钢头，他们把好像缝衣服的针，念咒后就从手指进到身体里，说可以刀枪不入，他们就借着这个去做坏事。他们用一张白纸去买东西，收钱的人看起来是钱，但过后发现是白纸。他也常常跟着祖父参加邪教活动。当他受洗上来时，发现一直压在他身上的大石头不见了，人顿时轻松了。受洗以后，他的车一开某人面前，那人就坐他的车，神真的很恩待他。有段时间他的三个孩子，白天在我们这里，晚上接回去，这三个孩子很顽皮。后来他带着孩子们去香港找他太太。
在澳门这十四年我们学了很多功课，牧养教会真的是很不容易，但很甘甜，因为这里有爱，无论男女老幼在一起都很融洽，这里有神的同在。
（1）在1964年在澳门有一位石大卫师母，带来一位印度尼西亚华籍蒋约书亚牧师证道，同时他也见证他所经历的神迹，他说：“有一次他教会中有一位老弟兄去世，他的家人要他去签死亡证，他正要签时，忽然圣灵对他讲：“不要签，要为他祷告，叫他复活”。他初初犹豫，但圣灵一再催促他，最后他顺服圣灵放下笔，走到死人那里。当他手按在那死人冰冷的头上时，他担心这个人能否活过来，他祷告了一会，他觉得死人的头有点温度，他又继续祷告，这死人真的活过来了。蒋牧师继续讲，神曾经叫他为6个死去的人讲道，他们都活过来了。
（2）有一位张伯新师母也来我教会传信息，同时她也作了一个惊奇的见证，她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去到内地一个城市，是陕西省的宝鸡，她常常同一些姊妹们去周围的乡村佈道。有一天她同三个姊妹传福音，回程时天色已晚，她们又走错了路，天色很晚，仍找不到原路。这时忽然看到远处有一个人打着灯笼走来，也不同她们讲话，直往前走，她们就紧跟着那人的后边，希望能找到回城的路。那人忽然不见了，她们就惊慌，继续前行不远，就听到有水的声音，原来，前面是一条河，前进不能，后退也无路。她们四人就跪下迫切祷告，有一位姊妹就讲方言，又翻出来，翻出来的话是：“你们四个人，每两个人挽着手，闭着眼下水过河。”于是她们就照着神的话，凭着信心下水。奇怪的是她们脚踩的不是水，是软绵绵的东西，于是她们就挽着手，闭着眼，一面走，一面唱，到了对岸。有一位姊妹心想，到底踩的是什么东西？她一条腿已经上了岸，就睁开眼往回一看，那条还没有上岸的腿就泡在水里。她们原来是在水上走过了这条河。主耶稣在水上走，她们也经历了靠着神的大能，在水上走，何等奇妙，荣耀归于至高神！张师母不但在澳门我们的教会作见证，她也曾来到美国，把她水上走的见证印成小册子分发，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
（1）在1963年我初到澳门不久，9岁的次女口有臭味，原来是一只烂牙发出来的味道。我已好多年不去看医生，也不吃药，有病就是祷告，无论是我还是孩子，祷告后病得痊愈，但是牙需要拔掉，难道神还能给拔牙吗？不免信心有些动摇，我还是对孩子说，我们还是祷告吧，第二天，孩子对我说：“爸爸，我的牙活动了”那晚我同孩子说:“我们再为牙继续祷告。”次晨，孩子睡醒，一张口，这只烂牙就掉出来了，何等奇妙，神会拔牙，无痛无血，也免费。
（2）我在澳门时有一天吃鱼，不慎被大鱼刺卡在喉咙，既吞不下，又吐不出，而且已经流血。母亲着急叫我即刻去看医生，虽然我多年未曾看过医生，但是这次信心有些动摇，我也想去看医生。妻路得就说，要祷告，于是她带两个女儿到房间去祷告。这时我想也去祷告，进了房间关上门，我就站在那里祷告，忽然有了信心，我就大口一吞，比闪电还快，鱼骨头立刻就不见了。感谢主！我要在聚会中作见证，聚会那天也有两个人作见证，我是排在第三个，当第一个人作见证时，忽然我的喉咙觉得仍然有鱼骨头在那里，我想鱼骨头还在，如何作见证呢？等到第二个人作完见证，我很为难，鱼骨头还在喉咙里，怎么讲呢？但是轮到了我，我只好站起来，要去讲台，脚刚往前伸一步，鱼骨头在喉咙的感觉立刻没有了。到我要为主作见证，鱼骨在喉咙的感觉是出于撒旦，它要给我一个假象，要动摇我的信心，破坏我的见证，感谢神，主得胜，撒旦失败了。
1958年我常常感冒，两三个月就发烧一次，每次打一针进口的盘尼西林就好了。一天早上我醒来，我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在病中亲近你”,很奇妙，我就渐渐地退烧了。以后我一有病就祷告，神就医治了我。后来妻路得对我说：她怀小女拉肚子时也是向神祷告，神医治了她。从此，我们就大有信心，生病就不去看医生，我们就向神认罪悔改，神也医治了我们，如果是孩子生病，我们就带着孩子认罪悔改，神也医治了我们。直到1973年，我53岁那年，我患了牙痛，怎么祷告也不好，妻同我一起祷告也不行，甚至越祷告越痛，痛到一个地步无法忍受，我叫妻帮我去买一包何济公止痛散，大家都知道那个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我吃的时候是含着泪说：主啊，我这一吃以后就要都吃药了。很神奇，我一吃下去立刻就不痛了。以后我反省自己，首先我检讨我的信心，发现信心并没有减退，那原因是什么呢？之后神让我想起两件事。一是在我们到澳门的头一两年，一次聚会后，看见牧师抱着孩子急忙往外走，我问牧师去那里，他说：孩子病了，带孩子去医院。我心想：你是牧师，为什么不祷告？有些轻视他。二是成立教会后到兄弟姊妹家探访，看到他们家里摆着药，就说：“为什么不祷告？要吃药。”用一种责备的口气，我没有想到他们的灵性还没有到这种程度。神是抵挡骄傲的人，而这骄傲也是在不知不觉中的，希望大家以此为鉴。
在澳门十四年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领受了圣灵的洗并讲方言，劝人领受圣灵是我们以后侍奉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在领受圣灵后，在这条道路上要非常小心，我的这段经历也提醒读者小心。
当在1976年四月份，忽然接到在美的小妹要替我申请来美的信，妻很愿意去美，但我却不愿意去。一是，实在不舍得这个小教会，这是辛辛苦苦开垦的，这个教会虽小却有主的同在。二是以前多是老人，后来有不少年轻人进来，而当初的那些小孩子也已长大了。三是当我想到，因美国土地辽阔，出门多是开车，而我眼睛不好不能开车，再者虽从小学英文，但却是哑巴英文。所以我实在不想去美，但又怕，因着我的缘故而失去这次机会，以后想去就不行了。于是我就向神祷告，跟神要印证：“主如果是出于你，请你让手续办得很快，并且到美国后是继续侍奉你。”
一个月后就得到通知，美方已经批准我们的申请，请我们去检查身体。一切都办妥了，美国领事馆催我们赶快去签证，因为三女儿过几天就要超过21岁，那样就不能随我们一起赴美。
当时陪我去签证的侄女问我去美后住在哪里？因当时二女儿在东部Iowa读书，小妹在波士顿牧养一个教会，请我们去她那里，但我考虑那里冬天气候寒冷，冰雪连天恐会跌倒，那地方对我不适合。侄女建议我去旧金山，那里的气候冬暖夏凉，有发达的公共交通，不会开车也不是大问题，但我们在旧金山没有熟人可以落脚。当时我们教会有一位夏老太，丈夫去世，只有一个女儿在洛杉矶，当她丈夫去世后我们对这位夏姊妹悉心的照顾，她的女儿很是感激。因东岸不去了，我们就问她的女儿，我们要移民到美国，可不可以到她家落落脚，她欣然答应。在香港的哥哥给了我们2万港币买四张机票，当时有一位曾在上海公司里做工，后调到香港公司的老职员也在场，建议我们去旧金山，找在旧金山某教会的一位弟兄，他和我父亲相识。于是同意侄女的意见改去旧金山。
我们买了7月18日的飞机票，在阿拉斯加入关，三女得以顺利进入美国，只差三天，真是神的恩典！后飞到奥克兰机场，这位弟兄几乎是全家来迎接我们。就这样我们在1976年7月18日离开澳门飞向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和服侍。
1976年7月18日飞机从香港飞往美国，我们在阿拉斯加入关，三女也顺利移民进入美国，最后飞机到奥克兰机场降落，那位钱弟兄几乎全家到机场来迎接我们。我们是最后一个出机场的，当我们走出机场一位大约六十岁左右的男子走过来，他问：“你是孙先生吗？”我一听我就知道是香港的张弟兄介绍的那位钱弟兄的家人，他接着说：“我们等了你们很久，如果你们再不来出来我们就准备走了。”我赶紧道歉。
到他家后略做休息，他就请我们到餐馆吃饭。那时我的眼睛还能看到一点光，我就很奇怪，旧金山晚上八点多天还没有黑，在东方早就漆黑一片了。他住的地方是两层楼，三个睡房，夫妻两一间，儿子和女儿各一间，他把他女儿的房间借让给我们睡，第三天我们就搬到他大儿子那里，我们也开始到处找房子，同时二女儿和她的同学也从中部开车约四五天的时间来到旧金山，也从中部转学到圣荷西。十几天后我们就租了列治文区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的二楼，三个睡房，租金是$230。那时我口袋里只有1800美元。住的地方安定下来，就按装电话，接着二儿女就带我们去一家moving sale（因搬家而出售家具等东西）的地方买家具，买了床等家具共花了一百多块。感谢主！不久来接我们的钱弟兄大儿子，有两个七成新的旧沙发出售，一个是$25一个$15，后购置了一些厨房用品等，这样带来钱的近一半没有了。因为人地生疏，两个小的孩子（从大陆出来的三女和四女）还不懂英文，信心有些动摇了，常常数数口袋里的钱，而在澳门的时候口袋里空空也不怕。
接着就四处找工作，当时妻五十七岁，离退休年龄不远了，但她去City College的成人学校练习打字（免费），可以一分钟打七十几个字，一家银行愿意要她，但她考虑到我的眼睛需要有人照料，就推辞了。钱弟兄的大儿子太太带三女儿去City College报名上学。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妹夫介绍一位医生给我们认识（他本人住在芝加哥），他在靠近中国城的地方买了一套公寓房，十几个单位，因有不少住客是中国人，要请一位会讲中文的管理员，唯一的报酬是提供免费公寓房一间，那里面有一张床、两张沙发和一张可折叠的墙内床，平时折叠起来收在墙内，晚上睡觉时放下了成为一张床。为了省房租，我们就接受这份工作，四人就搬进去住。二女比我们早来美国三年，假期她可以帮助我们管理。不久三女在一家诊所找到了一份前台接待员的工作，一个月约有两百的收入。小女（四女）也在一家美国人家带孩子，也一边学英文，工资虽少但吃饭钱有了。一切总算安定下来了。
就在那年的十月底，我们住了一个多月，一天公寓没有热水，房东就找工人来修理锅炉，修理的工人走后，煤气的开关没有关紧，煤气就一直在泄漏。因锅炉所在的地下室很大，泄漏的煤气味也闻不出来，住客们又一再抱怨没有热水，二女儿就去点锅炉的火种。但她没有发现泄漏的煤气，也没有人告诉她煤气的开关没有关紧，就在她点火的那一刹那，锅炉爆炸，发出巨响，整个房子震动得很厉害，像是地震。大约过了五六分钟三女儿跑上来，咬着手，不敢大声地哭（后她告诉我），她很惊慌地对我说：“爸爸，不好了，锅炉爆炸了，二姐叫火烧了”，我一听全身震动，她就报告了这么一句话就跑走了，我急得不得了但自己又下不去，不知道到底二女儿烧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救火车来了，等把她们送走以后，三女儿上来将详情告诉我了：“二姐浑身都烧着了，头发、脸、衣服都烧了，二姐一直在地上滚来滚去，身上的火灭了。”后来妻路得回来了，她只是嘴烧了一点，因为她站在二女儿的后面。
以后每天妻路得都去医院照顾二女儿，每次我问二女儿的伤势，她都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一直这样安慰我，但我不放心。隔了几天，妻路得终于带我到医院去看二女儿。她躺在床上，我走过不知道是不是碰到她的手，她痛得立刻大叫，并拉起病床旁边的护栏，这样我就碰不到她。我就很紧张，我知道她病得不轻，不是象妻每天回来对我说的不要紧之类的话那样。以后得知，当时二女儿身上有不同程度的烧伤，一度、二度和三度烧伤都有。到了医院首先要将被烧坏的皮肤去掉，虽是打了麻药，但疼痛仍是难以忍受。以后在患处放上新鲜的猪皮，这样可以透气帮助新的皮肤长出来，新皮肤长出来后猪皮就会干，当时这是一个判断是否恢复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其它地方的猪皮都慢慢干了，但颈子，右手和右膀子的患处一直无法恢复，右手肿得很厉害，不能放下了，必须用很多枕头垫得很高才能缓减疼痛，稍一用劲患处就流血不止。医生说如果三天之内伤口还不能愈合就要植皮，不能拖，最麻烦的就是手部的植皮风险很大，因手部的血管神经很多，如果手术不成功，手就会残废。星期五那天，医生特地请了一位手部植皮的专家从奥克兰来给她检查，结论是要植皮。她对我叙述当时的情形：“因为药物的关系，人常常是昏昏沉沉的，星期六的早上大约七点，我迷糊中知道护士们在换班，我在病房的门框上看到，我在快乐地跳舞，手上，颈上和膀子上的烧伤都好了。接着那位菲律宾裔的护士进来量体温，她惊奇的对我说：那几处的猪皮干了！我发现我的手放下来也不痛了！我问护士要了纸和笔，右手握笔写字跟没受伤的时候一样，完全没有出血。医生来查房的时候也很惊奇，这么快就好了，他不放心还是请了手部植皮的专家来确诊，结果真的是不用植皮！感谢神的医治！”她就要求第二天就出院，医生同意她出院，但她必须每周回去复诊，她必须穿专门的紧身衣。她天真的以为可以回去上课了，但情况不是像她想的那么简单，稍微在阳光底下晒一下就会痛，无奈休学了一个学期（近6个月）。
二女儿出院后，不愿再住原处，我们在仓促间找了一个三个睡房的房子，租金$260每月，二女儿在家休学了一个学期就回学校了。刚来美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感谢主我和妻及孩子们紧紧地倚靠主，都没有发怨言，同时孩子虽然遭遇到火烧的痛苦，但经历到神垂听她的祷告，神迹般地医治了她，让她更认识神，经历神。
来美后不久，我牙痛得越来越厉害，看牙医费用很高。妻有一天在路上遇见一位曾在我们澳门教会住过几晚的江姐妹，她来看望我们，我告诉她我牙痛得很厉害。因她在美住了多年，比较了解美国的情况，她告诉我们在离我们住处不远，有一间“安老自助处”的办事处，可以帮助我们免费看医生。第二天我就同妻去了，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按照你的情况，不但可以免费看病，还可以领福利”，一听领福利，我就一肚子不高兴，心想：我是一个传道人，凭信心生活，怎么可以领福利？！而且在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只有走投无路的穷人才会领福利，他一直多方地劝我领福利，被我断然拒绝，他也是好生奇怪。因我的牙病严重，他直接开了一张单子让我直接去一家牙科诊所，免费拔牙。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小女儿生病，我就带着小女儿去安老自助处，想问一问孩子看病是否有免费的。去前我有一个祷告：“神啊，如果领福利是出于你，我愿意顺服，就让那个人再劝我领福利。” 刚到办公室，他老远看见我就立刻拿出表格要我填，甚至比上次更诚恳地要我填。我就知道这是出于神，我就在他的协助下填完了表格，并按照表格上的地址将表格送过去。申请福利的主要原因是我是眼睛失明，失去工作能力。填表格的时间大约在1976年12月初。
在1977年初，刚过了元旦不久我收到一封信，收信人是我的名字，打开信里面只有一张支票，上面的金额是$606，我们不知道支票是出于哪里。圣经上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太6:3）我们以为是哪位好心的兄姊奉献给我们，又不愿意留名。以后经过多方打听，一位老华侨告诉我们，这是政府给的福利金，按照我们的情况每月$303。大概过了不久，政府福利机构又要我去，又问及我的情况，得知我是失明需要人照顾，就又给我开个单子，让我去到某处，那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讲：“你有120个小时每个月，可以请人照顾你，如烧饭、买东西。这钱政府出，你也可以请你太太做。当时是$1.8一个小时，这样我们家等于多了一份工的收入——$216，每年按照通货膨胀率增加工资。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每月我们都会收到政府给的支票，等妻到了66岁也领到了福利金，这个福利金足够我们夫妇二人使用，我们省吃俭用还可有一些结余。这结余的钱我们用来帮助别人，还帮助我们到欧洲、中国等地布道，支持我们做一个自由传道人。当我们在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不需要教会的补助。政府给我的生活费对我的事奉有很大帮助。
来美后我就在中国城的一间小教会聚会，这间教会是领受圣灵的。四十多年以前，灵恩相当不普及，很多大教会都不讲圣灵充满。当我搬到新址，去教会就很不方便，来回做公车大约两小时，特别到星期天车少。在1981年（我62岁）去了一间神召会，离家较近，而且牧师开车来接我们去教会。这个教会原来也是对圣灵开放，但现在不多讲圣灵。过了两三年，此教会的夏牧师就邀请我带领成人查经班，我主持了常达二十多年之久。2012年（我93岁）交给别人，去了一年半后，因年事已高，就不去教会了。
大约八零年代（准确时间不记得了）的某日，就是介绍我去“安老自助处”的江姊妹要看望她住在老人院的姐姐，我和妻就一同前往，她姐姐年纪约八十岁，她对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到老人院来传福音？”这句话打动了我的心，老人院多是得了各种疾病的老人，他们在家多不易照料，或有的是无人照料，这老人院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站了。那些老人们都坐在轮椅上，脸上毫无表情，呆呆地坐在那里。我们到老人院后，首先将老人们都一个个推到大厅，妻将歌词写在布上悬挂在墙上，我们就唱诗歌给他们听，再简单传讲福音的道理，让他们感受到耶稣的爱，慢慢地很多人脸上有了笑容，觉得人生有了盼望，不再是在那里等死。他们都很喜欢，就介绍另一个老人院给我们，就这样一个介绍一个，我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一间老人院。每天上午十点开始，到十一点半结束，聚会结束后再个别探访，祷告，回到家都是一两点钟。我们一直坚持了约二十年，其中有许多人信主，但他们只能用点水礼受洗。
在2002年我们开始了《甘泉季刊》的工作，就少去老人院，在教会有两位初信主的姐妹被圣灵充满愿意去老人院，一位是马姊妹，一位是谢姊妹，都是七十几岁。据马姊妹的记录有近千人信主。
当中国改革开放后，与大陆兄姊就开始有联络，有时他们寄来一些录音带给我，谈到大陆教会情形，讲到圣灵在大陆做了很多的工作，有很多见证。现在讲两个见证。
有个小女孩生来没有瞳仁，眼睛是全白的。一天一位牧师讲道，说：“神是无所不能，什么病都能医。”聚会结束后一个小男孩跑过来问牧师：“什么病都能医吗？”牧师回答说：“是”，男孩说：“你可以等一会吗？我带个人来。”一会他带着一个小女孩来了，就是那个生来没有瞳仁的女孩子，是他的妹妹。男孩请求到：“为我的妹妹祷告，让她长出黑眼珠来。”祷告完后，那女孩的瞳仁长出来了，能看见了，完全好了。
另一个见证，一个姊妹有一个约两三个月的小孩，因无人为她带孩子，但她很渴慕去参加一个重要聚会，聚会地点在另一个村庄，来回路程约一个小时，她去前跟神祷告：“求你保守我的孩子平安！” 等到她走后她的邻居就进来准备偷东西，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四处环顾，准备站起来行动时，怎知那张椅子黏在屁股上怎么都弄不下来，这时孩子醒了在哭，她怕别人看到她，就将孩子顺手抱过来。当那姊妹一进家门，看到这幅画面感动地说：“谢谢你帮我照顾我的孩子。”她的邻居红着脸说出真相，她就借机传福音给她的邻居，她的邻居也接受了福音，她就为她的邻居祷告，椅子就不再黏在她邻居屁股上了。
1989年中国发生了天安门六四事件，以后风声开始紧了。我与妻路得就在1989年十月份因要事去了大陆。在美时和一位大陆袁姓女传道人常有信件来往，我们到上海后就与她联络，她带我们去了一个家庭聚会，约二三十人，请我分享，我讲的是要被圣灵充满，讲完道后，会众们都渴慕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一同祷告，就有十几个人被圣灵充满。有个姊妹倒在地上，她说她很不好意思躺在地上。那时大陆是初初接触到圣灵的工作。
晚上她又带我们到一个全是青年人的聚会，大约有三十人，也是讲圣灵充满，会后我问：“谁要被圣灵充满？”所有的青年人都跑到前面让我为他们按手祷告，我为一个人按手祷告时，就有另外一个人把我的手拿过来放在他自己头上，正祷告时又有人把我的手拿过来放在他女朋友的头上，就这样，那一晚几乎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有一个姊妹从青岛来看我，在那晚的聚会中她大大地被圣灵充满，哭得很厉害，鼻涕都快拖到地上了。散会后有一个弟兄面带愁容，因没有得到方言和被圣灵充满，袁姊妹告诉我他个是带领的，我们就留下他为他祷告，他就被圣灵充满，在地上滚来滚去，口里不住地讲方言。那晚说方言的声音很大，但那晚的雨声更大，高过了我们的声音，雨声保护了我们不被人发觉。过两天，我们去了苏州，有两三次聚会。苏州的兄姊们也是很渴慕，那里也有很多人被圣灵充满。
看到国内的众弟兄姊妹这么渴慕，让我深为感动，他们没有礼拜堂，都是在家中聚会，房间无论大小都是挤满了人，大家都是坐在矮矮的小凳子上，想到美国礼拜堂都是很舒服的椅子，空调暖气各样设施齐全，还有牧师亲自去接送兄姊，但在大陆未到聚会时都挤满了人，相比之下真是天壤之别。
1991年十月我们又再次去了大陆，先去了上海，这次比1989年多去了几间教会，重点仍是传讲圣灵充满，因前年我们来过，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这次他们就带了很多新人来参加。有一次我去徐家汇的一间家庭教会，一进门我就感觉到圣灵已经在那里动工，房间已经坐满了人，他们那种渴慕的心，正像久旱望雨，那天就有很多人被圣灵充满。以后又去了苏州、西安，无论在哪里，我看到他们都是那么样的渴慕，他们不是被人邀请来，而是一听到有传道人来讲道，就赶快来聚会，生怕错失任何一次的机会。
在西安，一次在教会讲道完后，一个美国白人年轻姊妹抱着一个小孩来，请我为这个孩子祷告。后来得悉，她在一所小学教英文，借着教书传福音。我们略作交谈后，我就将我在美国的联络方式给她。而她带来的小女孩是个被父母遗弃的，她回顾说：她听说后就把她抱回来收养；此后不久她听说有一个有兔唇的男婴被人遗弃，放在医院的门口，她又赶到医院将这个男婴抱回来收养；之后她又收养了一个有严重的心脏病的女婴。一个二十几岁的独生女子，如果不是神的爱怎么会收养三个有病的弃婴？而且年纪也相仿，在她身上充分显示了神的爱。过了几年我在旧金山家中，突然接到她从加州伯克利打来的电话，我就同妻路得去看望她，三个小孩子已很活泼可爱。那个兔唇的男孩经过整容手术，兔唇已完全看不出来，而费用全是由她支付，听说因她从她祖父那里接受一笔遗产，得以支付这三个孩子的费用。为了方便在中国传福音就和一个中国的男子结婚，现在她已长期住在中国，继续在中国传福音。
大约在1992年，我们去洛杉矶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女儿，不久我觉得在身体的右侧，肝脏的部位有个东西顶着我，很不舒服。回到旧金山去看家庭医生，超声波检查后，发现肝的部位有一个5.9公分大的肿瘤，进一步CT检查后，发现在大的肿瘤的旁边还有几个小的肿瘤，而且显明肿瘤已经扩散到肝脏的其他部位。有一天一位牧师夫妇来看我，正谈话间，肿瘤的部位剧痛，连呼吸都不敢，几分钟后就消失了。
我原定1992年十月份再去大陆，机票已买妥。我想要知道我病情的真实情况，就去找一位平时很热心的基督徒杨医生，他看过我的片子后，我就问他两个问题，第一、这个病要如何治疗？第二、我还能拖延多久？他一开始不肯讲，吞吞吐吐。在我一再的要求下，他说：“孙弟兄，你还有六个月的生命。”我妻的妹夫是西安医学院的院长，他的妹妹是那所医院的妇产科的医生。过了几天，妻的妹夫正好带着一个放射科的科长来美开会，他们看了我的片子也都很紧张，那时网络还不普及，他们就将我的病情传真到西安会诊。
杨医生得知在旧金山的希尔顿酒店有个大布道家辛班尼（Benny Hinn）的特别医治特会，他要求我参加。我对医治的聚会不太感兴趣，因我眼睛经过许多有名的、无名的牧师和传道人祷告都未得到医治，但杨医生热情地敦促我去参加，我接受他的建议。到了希尔顿酒店买票，但票已售完，正要走时突然有个人来退票，不是大厅的票，是在小厅里看电视的票，我们买下这张票，不一会又有一个人来问谁要票，我们得到了这张免费的票，这样我们就有了两张票。吃完晚饭我和妻去了希尔顿酒店，那时排队的人都绕着希尔顿酒店围了一圈。我们排了半个小时，妻突然发现忘了带票，如这时我们坐公车回去拿票，最快来回要两小时，再回来时聚会也快结束了，于是我们就决定不参加这次的特会，就在我们准备往回走的时候，杨医生来了，我对他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参加了，因为忘了带票了。”他让我们等一等，不一会他拿了两张票给我们，这票不是小厅看电视的票，而是大厅的票，而且免费。
聚会开始不久（据说那次聚会有六千人），Benny Hinn要为人祷告，要人不要到前面来，个人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将手放在患处，我没有什么奇特的感觉，只是觉得背上有个暖暖的像有个热水袋敷在那里，我以为是会场的人多，温度比较高。快结束时Benny Hinn说：需要祷告的人到前面来，我因眼睛看不到不能跑，就站在前面的最外圈，这时后背又有暖暖的感觉，像有个热水袋敷在那里。就这样回家了，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个肿瘤仍顶在肝脏的部位。
不久我患上了带状疱疹，非常疼痛，一个多月才逐渐消失。介于以上情况，就将机票改到十一月。在去大陆之前，我请医生再次帮我照一下片子，结果肿瘤还在，而肿瘤除了上次痛过（发现后不久）后再没有痛过，我也就不理会它，和妻一同去了大陆。
这次我们去了上海、西安和济南。在上海有一次是在幼儿园聚会，人数约七十人。那天是幼儿园放假，聚会后仍然是追求圣灵充满，呼求神的名，声音都非常的大，有一个公安走过听到声音很大，但门是被锁上了，公安翻墙进来，守门的弟兄很机警说是开party，公安听后就出去了。
后去了西安和济南都是在家庭聚会，他们那种渴慕难以用言语表达，有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他们都带着小马扎（宽带子做面子的折叠小板凳）。以后去济南，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孙老弟兄，年龄与我相仿，他以修理自行车为业，他很热心，带领了好几间家庭教会。那些家庭教会都没有敬拜团，那位孙老弟兄开口一唱，其他人都跟着唱，看来他们都已背得很熟了。这位孙老弟兄和我们分享，当他到农村去布道，不论是3天5天都是禁食，他虽是个修理自行车的，但很多牧者都比不上他。
我们回到上海，就从上海飞回美国。 1993年初回医院复查，那时我感觉已经没有什么东西顶着我，复诊后确实那个肿瘤不见了。何等奇妙！记得当时医生说我只有六个月的生命。真是神奇妙的医治！荣耀归于神！
1993年10月我们再回大陆布道，这次的行程有两位青年弟兄陪同，一位孙弟兄，一位葛弟兄。在上海我们去一位王弟兄家，他是一位家庭教会的带领人，他曾为主的道在文革期间坐了十年的牢，出狱后牧养很多间教会。在他家遇到两位从哈尔滨来的两姐妹，姓沙，她们到上海原是来看病的，我并不知道，只是为他们做了一般性的祷告，后她们邀请我们去哈尔滨。
在另一处的聚会，会后有从新加坡回来的一位姊妹和两位弟兄来找我，其中一位弟兄是家庭教会的带领，我们就一起祷告，圣灵很大做工，那位新加坡的姊妹大哭，那位教会带领的弟兄口里不住地讲方言，另一位忘了是什么表现，但他们三人都是大大地被圣灵充满。因我急着出去买一样东西，就没有继续祷告。
这次在西安参加了一个自来水厂祷告小组的聚会，大约二三十人，大部分是姐妹，我一按手他们就讲出方言来，又讲又跳，真是非常喜乐。但这次在西安，有一间家庭教会不接受圣灵充满。
从西安我们又出发去了济南。这次在济南那位孙老弟兄带我们去了好几间家庭教会。记得在上一年有一位患有隆胸（前后胸突出来）的弟兄被圣灵充满，口中一直讲方言，这次见到我们就一路走一路讲方言，意思是告诉我们他没有忘记。
在一次聚完会，我刚讲完道，就请孙老弟兄上台讲几句，他一开口就讲出方言，不一会儿，一位退伍军人站起来急促地说：“我根本不相信耶稣是神，我相信耶稣是好人是教育家，但不是神，就在刚才这位孙老弟兄在台上讲话，突然一道光射到身上来，口中咕噜咕噜讲个不停，我无法控制，现在我相信耶稣百分之百是神！我愿意信耶稣。”多奇妙！
我到一家别人介绍的家庭聚会讲道，讲完道后， 回到住处整理行李准备去青岛。这时突然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白天在她家聚会的姊妹，她是带领的，还有一位是八十多岁的老弟兄，他们来目的是和我辨道，她们特别请了这位八十几岁的老传道人来，我讲的圣灵充满他们不能接受，辩论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说：“我们已经辩论了很久，而且是各持己见，现在时间也晚了，明天我们要赶车去青岛，我们就讲到这里吧。”我们就祷告结束。大约祷告10分钟后，我有感动为他们一起来的另一个姐妹按手祷告，我祷告了几句，她就被圣灵充满，讲出方言，讲了三五分钟后，停下来就双手合十，就一直说：赞美主！赞美主！我真是不配啊……真是圣灵的工作。至今我也想不通，为什么我要跑过去为她按手祷，而且他们是来和我辨道的，没有要求我为他们祷告，我对他们说：“你们看我们辩论的，圣灵给我们答案了！圣灵要你们亲自看到圣灵要她讲出方言来，她感谢神！”他们无言以对。
我们第二天去了青岛，在青岛我们见到了几位老同事，有位老同事对我妻说:”如果你们1962年没有出国的话，一定会家破人亡。”我又打听了数位老同事，在这三十年当中比我年龄大的都走了，比我小的不少也走了。我去探望剩下的几位，有一位姓于的老同事，当时他已经九十岁，他受过点水礼，但他的心里刚硬，感谢主！我这两次回去看他，相信他已信了主。在一个家庭聚会里，主人有3间房子，间间都坐满了人。会后一位女士，对我说：有一位高XX你认识吗？我就是他的太太。我说我一直打听不到他的消息，她就带我们去他家，我看到这位分别三十年的同事，他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他也是位基督徒。他说：“神恩待你啊，你要不走就完了，就会大祸临头”。经过这两位同事的提醒，我心里不住地感谢神！真的很感谢神！真是神的恩典让我从老虎洞里逃出来。
之后我们就乘车去了烟台。烟台是我的家乡，见了一位于弟兄，他说：王弟兄从荷兰回来。他比我们大一两岁，是我们小时候的玩伴，他十几岁就去了荷兰，我们几十年未见。于是我们坐车去看望他，见面感触甚多，叙谈后因我要赶船去大连，就道别了。我想他没有信主，很遗憾那次没有向他传福音，听说他回去后不久就去世了。
我们乘船去了大连，我们在那里聚会大约两次，其中经人介绍给我们认识的某家庭教会的傅主任，他不接受圣灵充满，我走后他到处宣传说我是异端。但那一次有一位姊妹被圣灵充满，她告诉我只有她一人得到方言。那位不信的傅弟兄告诉我，他曾经做过一个异梦：见到一条飞船，他意识中，船上坐的是耶稣和保罗，然后飞船越转越快，突然降下一块大布，上面写着“19X5耶稣就回来。”现在看来并不是什么异梦。
我们离开了大连到了哈尔滨，上次在上海遇见的那两位沙姊妹接待我们，她告诉我们，从上海回来后去医院检查发现脑瘤得到了医治，同时腰部的疾病也得到了医治。可我当时并不知道，只是为她们做一般性的祷告，感谢神！荣耀归于神！
在哈尔滨我们没有去家庭教会聚会，只是和几位传道人有些交通。下面分享一个神奇妙工作的见证。有位姊妹很爱主，她怎么向她的丈夫传福音，他就是怎么都不肯信。她请我向她的丈夫传福音，于是我们就去她家，我就向她丈夫传福音，听完后他立刻愿意接受主。这是圣灵在他心中动工，饭后她们提议与我们一同合影，她就带我们到另一个房间准备拍照。就在这时，她的女儿从外面进来，问她我们是做什么的，听说我们是传耶稣的，她的女儿就说她要信耶稣，一会儿她的女婿也从外面进来，听说我们是传耶稣的，说也要信耶稣，真是奇妙！就这样他们一家全信了主。感谢神！荣耀归于神！
我们在沙姊妹家住了一个星期就去了北京，住在一位张弟兄家，他太太是医生，他们盛情接待我们。他提出向我们兑换四百美金，当时的官价一美元兑换八点几元人民币，黑市价是1:12，我兑换给他1:10，可是他一家人没有这个能力，最后他和他女儿联合起来才兑换这四百美金，可见当时的中国并不富裕。
在北京见了袁牧师，他为主的缘故被下放到北大荒，他是九零年代中国教会的三大巨头。与他有所交通。从北京回到上海，不久就回到美国。
1994年原定再去大陆，不幸我的一个女儿婚姻发生问题，我们去洛杉矶陪她四五个月，以后我回了旧金山，妻仍在帮助女儿照顾她和她的孩子。直到2000年才又去大陆宣教，感觉属灵空气不一样了。这时的中国经济起飞，人民的口袋里有钱了，有的信徒就转回世界，有的就很忙，每个人情况不同，我们只有三次聚会，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的火热和渴慕。只有一次的聚会我讲的题目是哈该书第一章四节《神的殿荒凉，你们却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祷告后他们几乎全都哭了，神的事都不顾了，只顾自己的事，他们向神认罪悔改。
我们从上海去了西安，在西安，我妻的二哥住在贵阳，邀她去贵阳一叙，我仍在西安参加一两个教会的聚会，过了一个星期她就回来了。我们就去了青岛，也只有一两次的聚会，属灵气氛也是不同了，没了以前的渴慕和追求。听说我在济南的二姐身体不好，我们就去看望她，这时在济南的孙老弟兄已经被主接走了，我们没有参加什么聚会。在第二年，我妻的二哥去世了，我的二姐也回了天家，这实在是神的恩典，能让我们在他们走之前见一面。
陈姊妹住在旧金山中国城，她很爱主。我们开始在她家中聚会只有四五个人，以后人数逐渐增加到二十人左右，这个聚会不分教会都可以参加。这个聚会每周三上午十时开始，先是敬拜后是祷告。随着圣灵的感动祷告，祷告后唱一首短诗：
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必要再来。
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必要再来，
基督必要再来，基督必要再来，基督必要再来。
会后大家就在她家分享她预备的午餐，参加的人多半是退休的老年人的。这个聚会很好，不分教会，彼此相爱。我在那里服事了十年的时间，后因我们忙于《甘泉季刊》的工作，就交给了陈姊妹，她现在已99岁，身体健康，仍热心事奉。愿神祝福她和她家中的聚会！
在2001年，就是开始创办《甘泉季刊》的前一年，妻路得看到一本带图画的英文版《天路历程》，她看后觉得对老人和孩子很有帮助，她就着手翻译，翻译完成后，我建议她用手写版出一本书。我想在美国很多中国家庭愿意小孩子学习中文，而妻路得的字非常漂亮，她就加上拼音，目的是方便在美国的小孩子学习中文，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临摹的字帖。第一版就印了三千本，出版后得到大家的广泛好评，得到很多的奉献，超过了我们的印刷费。
经过妻出版带图画的《天路历程》这件事，我就有意出版一本杂志。因为我常在神那里得到一些话语，写成文章想发表出来。我从未做过文字工作，虽然在澳门为了传福音写过几篇文章，那都是很简单的。我这里有几份生路加医生所写的，以及他翻译的文章，内容很不错，征得他的同意刊登在杂志上，我从神那里领受的信息所写的文章，以及一些在灵里很能使人得帮助的信息，集合起来出版成一本杂志，以后就与妻商量，定名为《甘泉季刊》，从2002年第二季度开始，每本44页，开始只想印五百本，印刷馆的人说印两千份要比五百份多不不了多少钱，于是我们就决定印两千份。
现在是电脑时代，但我和妻都不懂电脑，虽然花了一千块买了一套台式电脑和打印机，但没有人会用。在我家做家庭工的一位50多岁的姊妹，她愿意学，我就请人来教她，每次我们都付费或送东西，一年后她基本学会了。同时在上海的王弟兄他听说我们需要找人打字，他就主动打电话来，在那位姊妹没有完全学会以前由上海的王弟兄打成文稿，我们将文稿寄给他，他打好后存在CD里从中国寄来美国，我们送到印书馆，妻就去和他们校对，一同设计排版，每晚5点去，深夜才回来。
创办《甘泉季刊》时我83岁，妻82岁。在上海，一个孙弟兄是我的晚辈，是同济大学教授，听说我们办杂志就打电话来询问，他在电话中一直笑，那时他问我们：“谁帮你们？”他说：“在我们学校要办一份杂志需要主编，编辑，校对，秘书等七八位工作人员，你们这两个老人却办了杂志了！”他一面讲一面笑说：“你们两个老人做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我们能，是主能，到现在出了70期。从2014年开始妻眼睛不行，加上身体的缘故，不能帮助我，《甘泉季刊》由我一人经办，请一位工作人员为我打字，这几年间换了几位工作人员。
我认识一位在深圳做工的孙姊妹，她来电话说：有一位做印刷的姊妹对她说在深圳印刷非常便宜，也将价钱告诉我们，我计算了一下，只有在美国印刷费的八分之一。我就同她商量可否在深圳印好运来来美国，第一次我们就印了五千份，又从深圳运来美国，不幸被海关扣押，因为此杂志没有经过政府审核，这样一来就无法在中国印刷。那位姐妹就想办法运到香港，再由香港运往美国，第6期一直到二十几期，初初印刷的纸张及质量都不好，有人来信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不好的杂志，文章中简体和繁体混杂，杂志中空白页没有去掉。经过我们数次要求他们改进，印刷质量和纸张都大有进步。
印到二十几期时，深圳的那位姐妹突然说不印了，经人介绍在北京印刷，我们付了印刷费后，他们告诉我们杂志被政府充公了。后我们又改在东北印刷，不久深圳的姊妹又说愿意印了，这样我们就在东北和深圳两地印刷，数量增加至四万分，读者除了西藏以外，遍布中国每个省，国内的读者都很喜欢这份杂志，奉献基本上可以支付印刷费和邮寄费。后来深圳的印刷厂被政府查封，后东北就不敢印了，在2017年左右《甘泉季刊》在中国全面停印。繁体版在深圳的姊妹不印以后改到台湾印刷，因着网络的发达，很多人都已经是在网上阅读，印刷数量逐渐下降，现在印刷的数量除了台湾400本，美国及海外（加拿大和欧洲）的数量降至一千多本。奉献锐减，甘泉的经济变得举步维艰，请众兄姊为甘泉代祷！
今年《甘泉季刊》已经十八岁了，是在风雨中成长，也都是神的保守。
2007年《甘泉季刊》已发行了二十期，我与中国国内几位兄姊讨论在上海开一个感恩聚会，估计有二百人参加。我和妻路得及第二个女儿和她的儿子一同先去北京，在北京约有一个星期，虽然参加一个在北京的聚会，但人数很少。我们就从北京去了西安，去西安主要是探望我的一个堂哥，并在西安参加了几场聚会。我们有乘机去了青岛，再去烟台。在烟台住的酒店就是原来我父亲创建的公司旧址。当我们到了烟台时，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旧时的邻居，我离开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她带我们去入住这间酒店，当我们进了房间后，她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旧址，后被共产党收走，改成一间大酒店。当时心里真是很多的感触。上次去烟台很仓促，这次是以旅行的方式，我们就去了我以前的那间教会，这间教会从我小时候直到我离开时，聚会的人数只有五六十人，现在这间教会扩大了，会后于此间教会的牧师交通了一下，他告诉我当天上午聚会人数一千三百多人，下午七百人，人数已经达到两千多人。真是神兴起共产党在中国，因着苦难很多人归向主。
到了上海有一位弟兄来接机，第二天我们准备去见妻的弟弟，刚一出酒店的电梯就被公安带到一个小房间，公安说：“老先生欢迎你来，你来是做什么？”我答道：“我们离开这里四十几年，回来看看，我的女儿小时候也在这里长大，她也想回来看看，她的儿子出生在美国也带他回来看看。”公安说：“我们知道你们回来做什么，探亲访友可以，要开会是不允许的。”
于是我就去了另一位老弟兄家，妻和孩子们去见她的弟弟。这位老弟兄家里有聚会，因他儿子是警察局局长，那里很安全，我就干脆搬到他家里住。
那次上海的聚会我邀请了曾凡平和蔡孟嘉两位牧师，这样我赶快通知他们不要来，他们得到我的通知后就先到了深圳，在那里开了三天的特会，等我们来时已经结束，他们特别为我加了一次的聚会。以后我们就从深圳去了香港，在香港我见到我的嫂嫂和侄子，不久就飞回了美国。
上海的聚会没有成功之后，就有了欧洲的聚会。欧洲聚会的起因是在欧洲有很多喜爱甘泉的读者，其中很多是教会的领袖，我们就相互联络，使得欧洲的聚会得以举行。
2007年从中国回来后，与欧洲的几处教会联络，我又邀请了曾凡平牧师和蔡孟嘉牧师，2008就去了欧洲。举办了在德国的纽伦堡，俄国的莫斯科，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英国的伦敦的甘泉欧洲聚会。在这几处的特会圣灵都大大地做工，很多兄姊被圣灵充满，在莫斯科的那次聚会，很多人得到医治释放，据他们说很多人呕吐。
第二次2011年，去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的汉堡和纽伦堡。
第三次2013年5月，组织一个旅游团，去了比利时聚会后，我就返回美国，他们就去旅行了。
在欧洲聚会的特点是，聚会规模不大，因大部分的欧洲信徒是从事饮食行业的，我们开会时间多半是在上午，几乎每次聚会都有从外国赶过来的兄姊，例如当我们在比利时开会时就有很多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兄姊赶来。
有一次在家做晨运，突然神给一句话：“我要差你去远方。”2008年从欧洲回来后，我想：国内既然不能开感恩会，我们在哪里开呢？有位北京的姊妹提出在香港可以开，我就在香港找地方。一位从前在澳门教会的，现在也在侍奉主的小姊妹给我们信息说，香港乌溪沙青年中心地方很大，可以容纳数百人，他们有518个床位。我就即刻通知在北京的那位姊妹，准备在2009年在香港开一个感恩聚会，后改名为2009年第一届甘泉香港培灵特会。开始准备了三百个床位，我们就在《甘泉季刊》上刊登了广告，过了几天，北京来电子邮件说：现在报名已经三百人，我就赶快加订床位至五百个床位，不久北京来的消息说：搞错了只有一百多人报名，但我们还是必须交那五百个床位的第二次费用，我们就不住地祷告，感谢主！报名人数不断增加，到开会时人数到五百多人，太奇妙了，这都是神的恩典。这次特会兄弟姊妹们都很喜乐，希望我们继续开。 2010年和2011年也是五百多人。后青年中心也扩大了到九百多个床位。2012年特会，报名人数达八百多人，我很高兴就在欢送会上说：“明年我们包营了，兄弟姐妹们早点来”，很显耀的态度，这是神不喜悦的，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书4:6）。2013年特会只来了五百多人，我们损失了四百多个床位。神真的爱我，要我学习谦卑。以后几届特会都基本上一直稳定在三百人左右。这十届特会每年有十几人信主，有一年有三十几人信主，算来有一百多人信主，被圣灵充满的更是多，很多人病得医治。
今年我们仍按计划在10月14日至18日举办第十一届香港甘泉培灵特会，我们订三百个床位，并在五月交了一半的定金，不能退还，怎知在六月香港爆发了“反送中”示威大游行，以后局势越来越恶化，我们不得已将特会时间移至12月9日，但照现在香港的情形看，今年的特会要取消。求神怜悯香港，尽快回复平静。
孙约西伯伯在甘泉大会上与大家合影
第一个肝癌得医治，参见在（四）“去大陆传道”
数年前，（准确时间不记得）我右手举起不能高过耳。因我有个习惯，出门回家要换衣服，再将换下的衣服挂在衣架上。衣架高过我的头，我要高举挂衣服，肩部就非常疼痛。我以为是得了肩周炎，去看医生，他却要我去照颈椎。结果片子上在颈椎的部位发现一个小小的肿瘤，因此，我的肩部疼痛是这小小肿瘤造成的。于是他叫我照核磁共振（MRI），确定这个肿瘤大小及部位。医生安慰我说：“孙先生，我们医院有最好的外科医生，你放心。”这个医院是世界有名的医院，是UCSF医疗中心（UC Medical Center）。
颈椎周围有很多神经，有一个青年人，他女朋友开车，他坐在旁边，不小心车撞在一棵树上，这个男孩子就被抛出车外，颈椎截断，他头颈以下所有的部分都瘫痪了。因此医生要给我开刀我实在有点担心。我小女儿陪着我去照核磁共振MRI，在候诊室大家在那里闲谈时，我觉得我身体很轻松。照时医生将我的头部固定，不准我的头摇动，约照了一个多小时。
过了一个多星期，突然收到医院来信，要我去重照，这一次他们将我的头用胶纸固定，想动也不能动。照后，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又收到医院来信，这一次信尾有两个医生签字，信内说，X光机照到的肿瘤在MRI上找不到。感谢神，X光上明明有个小肿瘤，核磁共振MRI上找不到，原来是神把它拿走了。
从此，我的手可以举高过头顶，可以伸直，肩部毫无疼痛的感觉。荣耀归于神！
癌症，目前一般的治疗是做手术，然后电疗、化疗，有的人虽然经过这样的治疗，仍然死去。我这两次的癌症都未做手术，也没吃什么药物，得到医治全是神的恩典，也是彰显神的大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实在是真的，我们的神实在无所不能，我得到了神的医治，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属灵的人，也不是因为我大有信心，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完全人。祂对每一个人的带领是照着祂的旨意，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祂是全能的神，祂所做的都是好的，我们要完全顺服祂，感谢祂，称颂祂。哈利路亚！阿们！
我出生于1919年7月21日，生在中国山东省烟台市，今天是2019年7月21日，我在世界上整整活了一百年，对人生来讲是漫长的年月，在这百年的日子我把我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出生到1950（31岁）年和第二阶段1951年到百岁，第一阶段是追求世界，第二阶段是追求主。童年过去就是小学，中学，大学，知识增加了，内心就有了自己的追求，理想和梦想，对异性的追求，对世界的爱好，罪性也越来越多，以致于越来越远离神，我很危险了，我是走在一条通往灭亡的道路上，但神爱我，在1951年祂借着共产党来管教我，将我挽回。这管教的过程是在痛苦中转向神，呼求神，借着我的呼求将我的苦难一个一个地挪去，在这过程中开始认识祂，认识祂的公义，圣洁，慈爱，越追求就越渴慕祂，就经历到很多神迹奇事，经历到祂垂听我们的祷告，越来越爱慕祂，离不开祂。
到了1963年（44岁）神向我们招手。我想到我前半生忙忙碌碌抓世界，但只抓了空，所有的财产都归了政府。我们本有四个孩子，到澳门时只带出来了两个，另外两个政府不准带，是将他们作为人质，要我在回去，真是痛心疾首。我们离开大陆时只有两个孩子，一只皮箱，四块港币。我在大陆12年经历到神是又真有活的神，能事奉祂是神的怜悯，也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愿意将后半生全然的献给祂，我与妻跪在神的面前奉献。我虽没有读过世上的神学，但圣灵明明地对我说，我是读了12年的神学（在大陆的12年），是祂亲自带领我，于是我就放下世界的工，辞去香港公司工作，我和妻路得开始全时间服事祂，我们就将家门打开，探访，分单张，建立教会……越事奉越喜乐。我们也凭着信心祷告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和两个幼女见面，终于在1974年在澳门相见。
在1976年神又带领我全家来到了美国，在美继续侍奉，提笔时已过了43个年头，总之，抓世界，终点就是毁灭，追求属天的，终点就是永生。哈利路亚！我们走对了这条路，我们在世上还有多少时间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就是继续侍奉直到见神的面。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日，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中，许多人熙熙攘攘，突然钢琴奏起，大家都安静下来，主婚人（金陵神学院的院长）、证婚人加上双方家长，新郎慢慢步入礼堂，坐下后约十几分钟，钢琴又起，新娘由她父亲陪伴缓缓走在红地毯上，走到新郎面前，新娘父亲把新娘交在新郎手中，新郎挽住新娘再走到主婚人前，主婚人讲了一番话，就问新郎新娘几个问题，包括不论贫穷或富足、疾病或健康都相守终身……我和新娘双方都回答圆满。那一天我与她成了一个人，那一天是人生最值得回忆的一天。从前一个人东西南北随便走，酸甜苦辣随便吃，早睡晚起、晚睡早起很自由。从那天起，是两个人的生活，和从前完全不同。
我们两个人的原生家庭相差很多，家庭信仰不同，她家是佛教，我家是基督教家庭；她父亲是日本帝国大学留学回国，她母亲是师范毕业，我父亲是大学毕业，母亲未受过教育；她自幼读书很好，八岁就读初中一年级，初中高中不但全班第一，也全校第一，我读书总是后边的几位数；她写的字可以卖钱，我写的字她说象狗爬的一样；她性子较慢但很仔细，我性急但思想很快；她读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我读的是农科。现在讲一点我们相识相恋的小故事。
我认识她以前，我有一个女朋友，交往很密切，似乎要到论嫁娶的时候。有一天我的一个表叔对我讲说：“一对老夫妇在家很寂寞，听说你办了个农场，要去走一走。”我们就约了个时间。我亲戚和一对年长的夫妇坐了一辆汽车来了，老夫妇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我想他们都是一家人到我农场来。那天我也带了我的女朋友一起去，他们坐汽车，我们是骑脚踏车。农场在郊区需要经过日本人的关卡，到那儿必须下车，过关卡后，他们的汽车走了，我的女朋友怎么也不肯上我的车，最后跺着脚哭就是不肯去。我开始莫名其妙，我再三劝她，她就是不肯上车，因为她知道她也没办法回去，最后无奈上了车。
到农场后， 女朋友显得很自如的样子，一点也看不出她不高兴的样子，我想她一定没事，怎知道回上海后她的态度对我突然转变，眼神里流露着恨我的感觉，和她讲话她也不回答。后来我想到我女朋友一定是想到，跟着那一对夫妇来的女孩子，认为我脚踩两只船。过了几天，她告诉我她要到内地去，我一再向她解释我根本不晓得，也对那个女孩根本没兴趣，她就是不睬，好象是我在玩弄她的感情，走后毫无音信。
我是住在三楼，二楼一对从新加坡回来的华侨，他们的女儿也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平时见面大家只打个招呼。女朋友走后，杳无音信，我也不知道她到了什么地方，以后就与二楼住的女孩子有机会谈谈话，也得到了她在公司里的电话号码。有一天我约她出来吃饭，我们相谈投机。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打电话约她到我公司来，她果然来了，我们讲了一会儿话，我们玩游戏，正玩得很开心，忽然外面敲门，我一开门心就冷了半截，是两个同班女同学，她们从来没来过我公司，以后我才知道其中一个是想追我，一个人来不好意思就找了另一位女同学陪着一起来。既然来了，我就给她们彼此介绍，我们继续做游戏，大约过了十分钟这个女朋友就站起来告辞了。以后我再打电话给她，她就推托不出来了，再打电话就和以前的态度不同了，总是爱理不理的，我想她和以前的女朋友一样一定误会我了。渐渐地就断了。
当时我与其他的几个人合开了一家食品公司，有一天我拿了一盒公司生产的糖果去看望那对参观我农场的老夫妇，向他们汇报一些我农场的情况，也想借机看看那个女孩子，她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专业毕业的，因为上次根本就没有注意她。我和那对老夫妇聊得很开心，那女孩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坐着。这个女孩很大方，一点都不拘谨，这点很吸引我，后来我发现她讲了一口标准的国语，且声音非常柔美，真是好听，很迷人。那时我是住在公司里，饭后我拿起电话和她讲话，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我开始约她出来吃东西聊天……
星期六我通常会去管理一下我的小农场，在我农场附近我又开了一家蔬菜种植场。我们常常骑自行车去农场。一天我们从农场去蔬菜种植场，在种植场房子前，我躺在一条长凳上休息，她坐在我旁边的长凳上，很温柔地来回抚摸着我的头发，我知道她对我深有好感了……
交往了一年多，两人感情也很深厚了，我觉得是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但唯一的问题是我是基督徒，而她不是。我父母常常提醒我们，结婚的对象一定要是基督徒。我试探着问她：“你对宗教有什么看法？我是基督徒，你愿意信耶稣吗？”她回答：“没问题。”我真的是非常高兴，结婚没有问题了。但在哪里受洗呢？幸当年有个青年会的牧师肯帮忙，没有对未婚妻多加考问，就为她行了“点水礼”，作了“基督徒”，那时若加考问，她是一无所知。这样也算是对父母交了差。
当时人对婚姻很重视，我和她家商量，定出了订婚的日子，就订在上海国际饭店十四楼。那天她的父母和我的三叔父母（当时我的父母在内地，不在上海），及介绍人出席订婚仪式，双方交换戒指，在订婚书上盖章。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根本没有介绍人，但当时的风俗要有介绍人，我就去找了一个介绍人。这介绍人有一对双生的女儿，她想将她的女儿嫁给我，她就对我未婚妻说：“这个孙XX，今天带个白的，明天带个黑的。”
我从订婚到结婚只隔了三四个月，通常人是隔一年，这都是神的恩典。既然定了结婚的日子，我就赶快开始找房子，买家具和各样用品，还忙着找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等筹备婚礼，想给妻一个美好的婚礼，那几个月公司业务都放在次要了。某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处房子，地点较远，但价钱很便宜。我就与朋友一同坐三轮车去到那里看房子，一看非常满意，一个大厅，旁边是一个餐厅，睡房也很大，我想她一定会满意，没有与她商量就定下来了，生怕被别人顶了去（当时都是一次性给一笔钱，就有这个房子的使用权）。然后即刻去买家具，同我的三叔一同去，首先从上海虹口区开始，当时那里满了逃避纳粹追杀的犹太人，我们沿着各家商店一路看过来，不是款式质料不好就是价钱太贵。我们到了静安寺路尽头的最后一家家具店，看到一套家具非常漂亮，价钱很便宜，只有六百多，若在前面的店家没有一千多买不回来，我生怕被别人买了去，也是没有与她商量就买了回来。
从礼堂回家，很多同学来闹房，还好他们闹的不是很厉害。妻结婚后带了一个保姆王妈与我们同住。婚后第四天我就回去上班，因当时局势不稳，大家都用储备劵换黄金，我就从事这项商业，因为黄金市场变动很大，所以我就回去上班。第四天上班心情与以前完全不同了，现在我是有家室的人了，公文包里还带着一个太太亲手做的饭盒，中午吃饭时，有的人取笑我，有的人朝我笑笑，有的人就凑上来问：“老孙，带了什么好菜？”当一打开饭盒，心里凉了半截，是茄子烧肉，因为我最不喜欢吃茄子，后来我才知道妻最喜欢吃茄子，现在我很喜欢吃茄子了。当时只好硬着头皮吃，回家还不敢讲，妻问及只说很好吃。下班时间一到，职员们都匆忙赶回家，以前我不高兴他们匆忙地回家，这时才明白他们的心情，我也是急着回家要见到她。她后来到政府部门去工作，他们有车子接送，她下车的地方离家只有约一百步，我就赶到她下车的地方接她，有时吃完晚饭，两人就手牵手地到外面去散步……有时回家看到她不在家，心里一肚子火都不敢讲，原来她是回娘家了，但她一会儿就匆匆地赶回来了……真是美满的婚姻。
婚后第二年，一个八个月的男婴因早产，叫了一声就离去了。第三年，又生了一个男孩，当时我伤风怕传染给他，结果在医院多住了两个月，就在要接孩子回家的前一晚，医院的护士喂孩子粥，被卡住窒息而死。
到了1947年我的大哥去世了，他是帮助父亲管理公司的，我和我大哥感情至深，（那时妻怀着第二个男孩）那天我们全家笼罩在哀伤凄凉的气氛里，父亲哭他的爱子，甚至跳起来哭，我也非常悲伤，以后父亲就让我经管这个公司。
在1948年，婚后的第三年，我正在公司写信，大约半小时后突然信纸上一片空白，我想可能是眼睛疲劳，我就闭一下眼睛，睁开就看见了，但不久又是一片空白……后约了一位同济大学的名眼科医生，是德国人，他将我的眼睛瞳孔放大，仔细检查，最后他用英文告诉妻，是视网膜退化，视力会渐退，到五十岁时会完全失明（真如他所说），这是不治之症。妻对我讲后我觉得天都塌，满身的雄心壮志、宏伟抱负都毁于此， 那些日子整天以泪洗面，妻陪着我流泪，妻也百般安慰说：“我的眼就是你的眼……”，也带我去看一部励志电影……都没用。
有一次不知道为何一人跑到公园在那里坐了很久，不知道要做什么……我想：“没有了眼睛人生活着还能做什么？还有什么意义？……”那一年对我来说是双重地打击，发现眼睛得了不治之症和失去了第二个儿子。
虽然眼睛有严重问题，但工作总要做，于是我就在1948年建立香港和台湾的两家分公司。因我的眼睛不方便就请爱妻进我的公司做我的秘书，从那时起我们二人就一直同出同入形影不离，直到2014年，妻的视力突然下降，就不能一直陪我同出同入了，因身体的原因长期卧床不起，整整六十六年我们形影不离。她的字非常漂亮，公司的重要中英文书信都是由她书写。她是经济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有理论的基础，我虽经济理论不如她，但经营公司做贸易的能力都是在实践中学到的实战经验，她也很欣赏我。我们就这样夫唱妇随，很是恩爱。
当我的眼睛逐渐坏下去时，加重了她的担子，所有对外的联系都由她负责。有孩子后家中虽然有保姆，但我也是会主动分担一些家务，如擦地、和面等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因为这是我所爱的家。
妻对我的忍耐、顺服，是保持我们婚姻美满的保鲜剂。当我眼睛被诊断为不治之症后，她是心甘情愿地帮助我，凡事照顾我，细心呵护我。她给我定了一套上下车（坐公车）的规则。上车时我先上，她后上，她担心如果她先上，而我没能上车，就麻烦了；下车的时候，她先下我后下，避免我碰到别人。她对我的照顾是非常仔细的，为了避免我被撞，把家中所有妨碍我行走的东西都挪开，很多拐角用毛巾包上。自从我眼睛坏了，她从来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嫌弃我的话，或者用我的眼睛来激怒我，就连吵架也从未讲过，怕伤了我的自尊心。我非常感激她，这也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她常嘱咐孩子们要照顾爸爸，帮助爸爸，从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开始。她自己也是言传身教，家里有好吃的东西她总是先给我吃。
在家庭的财政处理上完全由她管理，但使用权归我，无论我要送钱给谁，她从不干预，有时她连问都不问。她每个月寄钱给她父母，我也从来不过问。她虽然生在一个小康之家，但她是一个很俭省持家的人，从来没有要求过买这个买那个，首饰也基本上放在首饰盒里，我们去澳门的时候也将这些她父母给她的首饰都退还给她父母。
我和她有时也会吵架，当时因着我们俩都在主面前追求，所以第二天，我主动会向她道歉，有时她也会主动向我道歉。以后我们觉得这样太麻烦，就尽量避免争吵，当我发现气氛不对时，我就到别的地方去，等过一会就平息下来了。在中国的时候，她还没有真正追求主，但如果真的吵了起来，过后还是会互相道歉，重归与好。记得有一次我们吵架，冷战了四天，我不跟她说一句话，但是她仍然细心照顾我，陪着我上班下班。我们两人在教育孩子方面没有什么争执，因为她比较忙，管教孩子都是我的事，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孩子的事引起纷争。
自从她长期卧床后，她住在客厅里便于家居护理的工人照顾。在她的床头边放着一张大沙发，我常常坐在上面与她聊天。她常常帮我卷袖子，整理衣服，每次我要去上班，或要回房间等都再三嘱咐工人照顾好我。每当我和她都需要人照顾时，她总是让工人先照顾我。她真是我贤惠的妻，圣经里说：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真的很感谢神！
现在是2019年八月份，我刚好度过百岁生日，妻也九十九岁半，我们的婚姻是足足的七十四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共享福、共度艰辛；因着神我们两一同追求、同奔天路，从1963年开始同心侍奉，迄今五十六年；我们也靠着神遵守了我们结婚时的承诺，因着神我们共享天国之福，哈利路亚！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婚姻，我们虽不知前面的道路，但感谢神！神必看顾保守！并继续赐福给我们，哈利路亚！愿荣耀，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和颂赞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
先祖父孙天邦在1860年出生于中国山东海阳县一约200户人家的小村镇鲁家夼，面山倚溪风景优美。祖父为人纯朴善良，笃信耶稣基督。听先父说祖父信主时31岁，他仅十岁，那时在中国传福音的多为西教士。当时交通不便，他们从欧美来华，是乘机帆船，在大洋中飘泊六个多月才能到达中国，自然非常辛苦。
第一位到我们乡村传福音的原是在美国得了两个学位的郭显德博士（HUNTER CORETT.D.D.,L.L.D.）。他被主爱激励，应主呼召宁愿离开美国的富舒生活，远涉重洋来到我们那时很落后贫穷的异地农村。他先去山东省东部，即胶东一带地方传福音，初时很受岐视与反对，但 神赐给他极大的爱心忍耐，终于建立了很多间教会，又创办了医院和一些学校，结了许多的果子，博得中国人民极好的印象，满清光绪皇帝还送过他双龙金牌以褒扬。在1900年清末义和团之乱时，许多西教士和中国信徒殉道，但那时胶东民间却流传“洋人不杀郭显得，华人不杀赵斗南”的话。郭显德隶属美国长老会，在中国事主共57年，1920年终于山东烟台市，送葬的人无数，有各国领事，名处商董，人山人海极尽哀荣。
我的祖父就是听郭牧师传福音而信主的。先父对我说祖父初信主后就非常热心，他遵守主道，主日必去礼拜堂敬拜 神。每礼拜天无论农田怎样忙，他定要带全家携带午餐（因他们上下午都有聚会，教会不备饭食）行10里山路去郭城作礼拜，风雨无阻。有时农忙，即便麦穗已熟须要实时收割，他都坚持一定要先去教会敬拜 神。他不但坚守主日去教会礼拜，每晚在家中也有家庭礼拜。有时他回家很晚仍要把孩子叫起来，作完家庭礼拜再去睡觉。
先祖父得到这福音如获至宝，可惜百余年前，中国农村对于基督教很仇视，称为“洋鬼子教”。因嫌人信了这教就不祭祖，废了祖先的牌位，所以认为是大逆不孝。殊不知基督教的教导乃是要人诚心实意地讲求孝道。在基督教旧约圣经 神订了十条诫命，第四条就是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上帝对人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论孝道是重真意不重仪文，使父母在世时就能享受到子女敬爱的实惠。若有人生前不孝敬父母，死后虚摆“灵堂”更是神所憎恶的。
那时我祖父就因信奉基督而遭受全村反对，甚至受父兄迫害。某晚有一族弟竟以巨石从窗外投入室内，幸蒙 神保守并未伤人。另一次祖父的父亲劝他放弃信仰，他不肯，便遭他父亲命宗亲将他拖入祠堂痛打，以致他不能在家居住，就躲到他岳父家去。那时我父亲年幼，在3里外的农村私塾读书，村民因先祖父信主也迫害父亲，所以小小年龄因怕村民打，在天未亮时就须偷偷地溜出村外，天黑时才又偷偷地回家。
先祖父只因信主便受全村的利害欺凌，以至不准他家“放牛入群”。（每晨天刚亮时，就由一放牛郎沿经各家一路敲击木梆子，各家的牛闻声，就会自动走出自己的牛棚归入牛群，跟着放牛郎去村外吃草。傍晚时，又由放牛郎将牛群带返，路经各家时牛自识己家自归己棚。）这样他的牛须自己牧放，耽误他的农耕重要工作。
更厉害的手段是不准他家去井打水，而村头只有这一口井，这简直是要将他全家置于死地。他无可奈何就去城里上告。按照当时情景，正是反洋反基督徒最激烈的时期，官府怎会理他这样一个庶民呢？感谢主，官府不但理了他，而且大大的帮了他，不但准他“放牛入群”、“去井打水”，而且明令批示，准他自由信主，自由传道，不得干预和拦阻，也准许别人听道不受拦阻。这真是大奇迹，显然是上帝为人开福音的门，同时也是上帝赐他胆量竟然敢和全村的人对抗而且得胜，应验了圣经的话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诗118：4）
这事以后我先祖父的父母也信了主，宗亲中也多有信主的了。而且从此以后他放胆到海阳县各处去传福音，甚至到附近县城去传福音，听说因他信主的有千余人。他就和兄姊们在离他所住地方约十里之遥的较大城镇名郭城，建立了一间礼拜堂。十余年后先父经商事业很有成就，又将这礼拜堂扩建，可容300余人，是当年胶东农村里最大的礼拜堂，先祖父也是那间教会的第一任长老。教会土地则是由一位因他传福音信主的爱主宗亲捐赠的，建筑材料则是由我先父捐赠的。
祖父信主后认真遵行主道，例如圣经说：“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诗34：14），先父常提及有人对祖父不和睦的，祖父就常趁先父暑假寒假刚自外地回家的机会，带先父去拜访，目地就是力求寻找一切可利用的机会，藉此和对方修好。祖父母又热心接待传道人，无论那个传道人来访，他们都殷勤招待，这实在是蒙福的事。来13：2“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先祖父有二子，即先父孙殿璋，后名孙伯峨，次子孙殿元后名孙魁一。祖父本为一贫农，也没有什么文化，但先父及我叔父和一位堂叔在他们那个时代教育尚不普及的时候，都能完成了高等学府的学业，而且都很爱主，这实在是出于 神的帮助和祝福。
先祖父是于1924年辞世归主，在世64年，他病危时听见天使唱歌。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祂那里去，与祂同住”（约14：23）他的一生也可以如同提后4：7所说：“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至今计算他的后代，从他到今百余年，约计四，五代，男女在内共有七十余人遍及美、加、澳、英、香港、中国，及台湾各处。各家都在 神的恩典里直到今日，也不断有人来爱主，服事主。这就如经上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20：6）
我今天追述先祖父信主起家的历史，心中深受感动。因他信主时正处清末义和团作乱时期，在他是全村第一个信主的人，不但所受逼害非常剧烈，而且四围仇敌。谁是他的帮助？谁是他的祷告同伴？但他只因信主，爱主，忠心事主，坚持不放弃他作 神的儿女的福分，就在遭难的日子仍专心靠主。他不顾那时代的洪流刚强壮胆，孤军作战，如诗18：29“我藉着 神冲入敌军，藉着我的 神跳过墙垣”。这是与空中掌权的魔鬼争战，先祖父最后取得胜利，而且从此将福音大大传开了，这是何等的奇迹，彰显了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恩典在这家族中也延长及于后代，为了不失落这恩典，我们还有在世不多的日子，祈愿力求作智慧人，努力遵守主道，效法先祖的榜样，不可懈怠使我们的后代仍继续蒙福，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