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使者传记 在神州大地生为光供稿
传福音者的佳美脚踪(16)
典型的「家庭差会」差派来华的宣教士﹕她的父母亲把女儿送到国外的工场,又在后方全力用祷告和经济来支持她……
—记在广东传福音的宣教士
何思义(二)
1936年,在一大片三角洲的平原上,除了在她们远处一个小镇有另一个差会工作,整个地区再没有别的宣教士了。1936年,那差会要结束横江当地的工作,问她们希伯仑差会要不要接手。当时她们最远的布道所离横江还有十里路,人数不足,而且经费刚稳,何思义也很忙碌;她们切切祷告神的带领。神让他们看见人灵魂的宝贵,于是她们决定开始了这新的工场。同年七月,她们邀请北京的王明道先生来官山讲道培灵,得着极大的激励。八月,「横江布道队」出发了,她们来到横江,当晚就有布道会,由何思义讲道;白天,就步行到乡村传福音。同年十月,何思义的外甥女美洁从美来华,参加她们事奉的行列。工作一减轻,何思义又开始探访新的工场,如白泥、富湾等小镇。那时天津的日军与中国政府军发生冲突,广州市和附近的乡镇常常被日军飞机轰炸。有人劝她们不要再频频出外传福音了,但是神的心意是要她们在复活节再去白泥镇;她们顺服地去了。她们发觉村民的心灵都是向主敞开的,对福音很渴慕。几个月后,消息传来,整个白泥镇被日军的炮弹夷为平地,再也没有机会到那里传福音了。她们感到痛心和愤怒,但也为能顺服神,抓住这个最后的传福音机会而献上感谢。
1938年,何思义回美参加父母亲金婚纪念,当时她的父亲已经八十三岁高龄了,加上中国也已烽火连天,广州沦陷被炸得面目全非。但是在1939年二月,在全体差会委员的祷告与支持下,何思义再踏上征途。她与老父临别紧紧相拥,大家心里明白,不可能在这个世上再相见了,但是凭着在遥远的家乡必定再有相聚的信心,他们仍然有喜乐。
何思义回到官山,看见很多地方被炸得面目全非,在神的保守下,希伯仑的会址还算安然无恙。礼拜堂被两个小炮弹炸毁了屋顶和三楼,要修理后才可以用,孤儿院没有被波及。当地交通停顿,治安很坏,匪徒横行,粮食价格天天上涨,民不聊生,很多家庭从广州市逃难到这里,钱用光了,全家祇有挨饿。有一天,教会的李星寿先生提议希伯仑会开办救济所收容难童,让他们的父母可以到别处找工作,赚到钱可以回来一家团聚。何思义想起神在一次灵修时给她「叫你们和你们的孙子,日见增加」的应许;这是神的心意吗?她们经过祷告,得着神话语的确定,当地的父老极度赞成,教会附近的学校也愿意把校舍给她们用。目前最需要解决的事情,就是如何取得差会在香港和广州银行的钱,怎么样可以保证安全经过三十多里路,匪徒如毛的路程到达官山?她们祇好等神自己开路。想不到,第二天的早上,有一位当地的医生太太愿意先把钱交给何思义,然后由何思义开张支票,让他们逃到到香港时再兑换现款。何思义知道这是神成就的事情。后来,他们的孤儿院和差会的房子都被土匪抢劫,幸好后来有村庄的父老出面保护,才免受更大的伤害。
1935年五月,希伯仑会难童救济院成立了,数以百计的儿童获得新生,心灵得着主恩的满足。在抗战期间,希伯仑堂的影响不单遍及西樵一带,甚至伸展到大后方的自由区。难童院成为差会最主要的工作,更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不久,难童的数目已经高达二百名,维持这么多人的食粮和所需,她们处处看见神的恩典与预备。在六月中,孤儿院的婴孩已经多得令她们难以应付了。香港有一个难童院,愿意收容其中八个婴孩,何思义和一位同工冒着生命危险,经过日军区,乘船把婴孩送到香港。在香港的李观森先生曾把何思义和孤儿院的事情登在报章上,并帮助她在香港银行开了个户头,他的朋友又不断把捐款存进去。这是神奇妙的安排,因为日后当难童院有急需款项时,这间银行总有办法把钱送到沦陷区。从香港回到官山,何思义收到家里的信,才知道她的父亲已经安息主怀了。官山的教会为他举行一个追思礼拜,有三百人参加,对他的爱心、舍己和忠心为主,让西樵的居民有机会听到福音而表示感激,让何思义得着很大的安慰。
在战区食物短缺,希伯仑会的教会也开始每天发米粥,救济饥民,当地的饥民不幸饿死的也不少。这救济的工作维持了一年半,有时接受救济的人数每月高达一千多人。
不久,日军飞机轰炸官山,教堂也被殃及着火焚烧。敌机还在头上盘旋,何思义和几个同工冒死冲进教堂,把里面四十多条的板凳出来。后来日军到了官山以东和山区的村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而且心怀不轨地来希伯仑的教会视察。孤儿院的孩子,有的被亲人领回。在大后方中国政府也办了几间孤儿院,何思义和同工就决定把其中的一些孤儿送到大后方去,接受正常教育。她们把这些孤儿分成几组,暗暗渡河到自由区,由政府人员接待他们,送到孤儿院。每个孤儿口袋里有一本约翰福音,还有他们的家人地址,希望一旦战争结束,他们也知道如何回家。1941年,在沦陷区的米价狂涨,孤儿院每个月要费四千块钱买米,比自由区的价钱高出两倍以上。何思义体会神要他们把孤儿院搬到自由区,经过祷告,他们先暗暗的到了大后方,广东西江产米区北部的肇庆视察,得到当地官员的许可,在十六里以外的永丰市使用免费的房子;她清楚知道神的确为他们开路了。
取得通行証后,他们便租了一条大木船,循西江行驶一段路后,再走陆路。他们共带有孤儿五十人,十九个成人,一百多件大大小小的行李,虽然祇有九十多里路,孩子们足足走了六天。他们的队伍就像其他的难民一般,抬着五十多担行李,其中二十八个不能走远路的孩子,每个放在一个米箩里让人挑着走,还有两副轿子,里面坐着两个不良于行的妇女。路上的人对她们特别友善,因为他们都被所看见的情形感动了。何思义在最后的一程,和两位同工先赶到目的地,清理房屋,让孩子们早点得到安顿。同年七月,何思义再暗暗地渡河回官山,把几个预备进高中的孤儿带回自由区,然后再常常回去视察他们的布道所。因为战事,传福音非常困难,很多布道所被日军占用,很多弟兄姊妹不是被杀,就是搬到大后方谋生。官山因为仍然有希伯仑会两位德国的女宣教士,还可以传福音。自从太平洋战事发生,美国也向日本宣战,日军千方百计要抓美籍的何思义。有一次,有三百个日军跑到教堂来抓她,但是神却让何思义突然生病,不能如期到教堂,使日军找不到她。
在永丰市,孤儿院的存在就是一个见证,神的供应永不缺乏,连当地的官员也惊讶不已。因为当时香港已经沦陷,银行全部停止营业,太平洋也封锁了,没有船只来往,没有邮递。何思义让孤儿学习养小猪,帮助开支。后来政府有「战时法例」,农地在冬天时不耕作,其他的人可以用,于是孤儿院就在附近的农地,利用冬天短短的几个月种甘薯。有时,有孤儿要从沦陷区来,何思义和同工下肇庆去接他们。为了避免日军轰炸,他们就乘夜船到禄步镇,再走漫长的山路回来。很多次,那些孩子年纪太小,或营养不良,不能走太远的路,何思义就把他们轮流驮在背上,继续赶路。孤儿们都称何思义为「阿妈」,而她更是每天跪下来为他们祷告,她对孤儿们无比的爱心,感人至深。
孤儿院的事工一旦安顿下来,何思义就与同工探访附近的村庄,那里的居民都十分渴慕福音。后来通货膨胀,汇兑率被冻结,以前每个月需要五块钱,现在要二十块美金维持一个孤儿所需。神再为她们开路。那时她们约有一百四十名孤儿,中华儿童福利会愿意支持其中五十个孤儿。有一些善心的友人劝何思义放弃这些孤儿,她坚决的说﹕『我怎能放弃他们呢?他们没有家庭,也没有人照顾,总不能看见他们在街头饿死吧?神作事不会半途而废,我相信神会保守我们到底的。』神果然为她们行了大事,后来中国政府也决定津贴她们。曲江有一个救济团体每个月捐助她们,美国的汇款也通过中国银行办理。不过曲江的捐款祇能送到肇庆,美国的汇款祇能来到梧州。于是何思义每个月有两三次需日夜长途跋涉来往这两个城市,常常在夜间乘船走路,为孤儿们尽心尽力。
1945年,日本投降,何思义再回官山,看见教会和房子经过战火的洗礼,依然安在。她从心里发出赞美,因为神在二十多年前已经知道会有八年抗战,就预先派了两个德国的女宣教士来帮助她们。在战乱发生,何思义被迫离开时,西樵的工作也一直不受影响,可见神的意念比人的高。当她按着日子依序抄录在大战期间奉献人的名单时,不禁感动流泪。没想到她们与外界虽然断了音信,但是爱主的信徒还在一直为她们的事工奉献。1946年,何思义回美看望病重的母亲,1947年,那两位德国宣教士也回美看望何思义的母亲。她们互相通信达二十年,现在才见面。神也感动了两位宣教士和何思义来华参加希伯仑会的工作,直到大陆解放,何思义才离开中国回美。1953年,在何思义的照顾下,她的母亲安息主怀。
在她的母亲逝世后不久,香港建道神学院邀请何思义在神学院任教。在人看来,希伯仑会算是结束了,除了她的姊姊,主已经将所有的委员接回天家,「宣教区」也已被共产党接收了,祇有一些会友和以前孤儿院的孩子仍在香港。但是,神仍然为她们成就大事,何思义亲眼看见有多位从孤儿院长大的孩子,有的已经成为牧师,很多孤儿也成家立业,成为香港社会的好公民。1956年,她们举行一个大团聚,会中决定在香港的九龙借地方开始希伯仑堂的聚会。六年以后,他们买下一个适合的地方,并在1962年献堂时按立了第一位牧师,他也是以前孤儿院的一员。1970年,教会又迁到更大的地方,何思义已经七十八岁了,神告诉她该是退休之时了,于是她回美照顾年老的姊姊,而希伯仑堂在神的眷顾下,一直在发芽生长,结果纍纍,成为一个自立自养、满有差传异象的教会,并在加美、东南亚、香港和台湾都建立了教会。1984年九月二十七日,何思义无疾而终,享年九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