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使者傳記在神州大地

福音使者传记在神州大地

传福音者的佳美脚踪（16）

典型的「家庭差会」差派来华的宣教士 ﹕ 她的父母亲把女儿送到国外的工场，又在后方全力用祷告和经济来支持她。。。。。

—记在广东传福音的宣教士

何思义（一）

何思义教士 ( Ruth Howe Hitchock) 是典型的「家庭差会」差派来华的宣教士。她的父母亲把女儿送到国外的工场，又在后方用祷告和经济支持她；这是多么蒙神喜悦的事奉！

何思义 1892 年生于美国的加州，家从商，家境富有，父母亲都是热心的基督徒，常常在家里接待宣教士。有一次，一位从中国北部回来的宣教士何定牧师 (Rev. Horace Houlding) 来她们的家作客并到附近的教会讲道。他讲了一个令她永远难忘，改变她一生的故事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有一个农人驾着一辆木头车，赶了两天的路，来到何牧师的布道所。原来他从同乡处知道有洋人带了甚么「福音」来中国，所以便希望在隆冬，大家闲在家里时请一位传教士来村庄讲「福音」；但是没有一个宣教士有空去。虽然那人苦苦哀求，但是在归途上祇有他一个人，伴着孤独的木头车，朝着遥远的，一个渴慕福音的乡村逝去。第二年初冬，那辆木头车再次出现，所得到的仍然是那冷酷的答复。于是，空的木头车又带着失望，再次消失在孤寂的黑夜里。』才十岁的何思义，当她听了这个故事后，心里受到极大的激动，立时对神祷告说 ﹕ 『主阿，等我长大后，我一定去！』当她在史丹富大学第二年时，母亲提议她到中国游玩，转换一下环境。神的呼召再次临到她，要她放下从商的理想，到中国去传福音。

在这次的旅行中，她辗转来到珠江三角洲下游的官山镇游玩。到了翟恩怜教士 ( Miss Jackson ) 所办的女子学校参观。两年前，在翟恩怜教士还没有把福音带到官山时，女孩子唸书乃是荒谬绝伦的事情。当她看见学生们相亲相爱时，心里感动不已，再次坚定她要来中国的决心。她知道神的心意，她的工场就是南方的小镇官山。当她要回家时，她对中国热切的感动叫她简直不想回家。母亲知道她要再去中国作宣教士时，高兴地说 ﹕『赞美主！在你还年幼的时候，我已经答应了神，祂若用得着你，我情愿把你献上！』家里的人知道了都愿意用店铺的收入支持她。 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以在 1915 年她才到达官山。她努力学习广东话，不久，她却开始自怨自艾，感到自己生活在举目无亲，言语不通、又极度落后的陌生之地，是否是在自讨苦吃？在祷告中神再次让她看见是神把她带来，并与她同在，她得着激励，信心再次坚固起来。在短短的五个月，她竟然可以用广东话谈道，令她为此雀跃不已。 1915 年七月，官山经历了三百年以来最严重的水灾，于是官山女校成立了灾民救济站，有几千人来领救济米粮。她穿插在难民中，和他们个别谈话，突然发觉自己居然可以更流利地运用广东话。河水慢慢消退时，疟疾猖狂，何思义不幸也染上了疟疾。翟恩怜把她带到广州市医治，病愈后，何思义的父母亲坚持她回美国休养。翟恩怜把她送到香港，在途中谈起「女书馆」的事，叮嘱她，要是可以安排一些小型工业生产，让穷苦的妇女一面自食其力，一面接受教育和真理的栽培，是很理想的事情；如果在美国有人提起这一类的生产工作，千万不要错过。

何思义回到美国，自然就在家里开的店帮忙。神安排了一个基督徒的推销经纪，愿意不收佣金作代理，帮助她在中国作花边手工业；因为美国需要大量的手工制造的花边。在山东和烟台有花边工厂，何思义先学会了，再回去教导当地的妇女。 1917 年，她开始了官山的花边馆，有几十个妇女参加。每天早上有祷告崇拜，晚上读书上课，礼拜天有主日学和主日崇拜，用作传福音之用。 1918年，何思义回美国休息时，顺便把身体软弱的翟恩怜教士带回美国。不久，翟恩怜在临终前，把官山所有的工作托付了何思义。两个月后，何思义回华独力工作。一间布道所的传道人要求何思义收养他无依无靠的内侄，因为他自己的妻子患了严重的肺病，有心而无力，希望他的内侄可以在真理的教导下长大。何思义经过广泛的调查，竟然找不到适合的家庭来安置这个可怜的孤儿。当她祷告时，神感动她自己收养这个孤儿。后来她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结果成立了孤儿院和儿童院，而神也为她预备了能负责孤儿院的人选。大战最后的一年，美元汇兑率直线下降；但是在神却没有难事。神保守她的父母亲的商店生意蒸蒸日上，同时也感动她的母亲要把这几年来未收回的欠款完全奉献给主，神更感动欠债的人自动来还债，并加上利息。 1921 年，汇兑率恢复正常，何思义就有足够的金钱设立新的布道所，送年轻的弟兄到神学院读书，并在官山买地皮建造所急需的房子。他们的「家庭差会」事奉很受神所赐福，神也为他们预备了两对宣教士夫妇来华帮忙她。为了方便外国人在中国买地皮，何思义决定于 1920 年在美国加州注册成立了「希伯仑会」，由她的父亲任会长，委员包括家里的成员和两位牧师。

不久，神果然为她们预备了适合的地皮，建造了房子，新来的同工努力工作，看见结实纍纍。 1921 年，她们计划在官山兴建礼拜堂，神的恩手一直带领她们，供应各样的需要，眷顾她与她在美国的家人，而且常常在作决定性的关头，她们更会收到家里的指示信件，其时间的吻合程度令人惊讶。那时除了乡村布道所外，强华小学、孤儿院、花边馆，办公室都是何思义一个人担任。于是神又差派宣教士何秀馨 ( Miss Syvia Bancroft) 来帮忙，何姊妹说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的确是她的好助手。 1922 年，何思义回美探亲，在不同的教会作见证；她的母亲也起程来华，看望中国的兄弟姊妹。她的母亲到达官山，看见他们所寄来的金钱，竟然可以支持这样大的工作，很多欢笑的面庞，热情的招呼，把她重重围在基督的爱里。母亲继续看望她们所设立的九个布道所，其中有刚开始不久的紫洞布道所，会众多是带手枪的盗匪，但是她们依然向他们传福音。在石湾，更是热闹，大家挤在布道所，要看看这个灰发蓝眼老妇人的样子。她的母亲无论到那里，都受到基督徒热烈的欢迎。他们敬重她，爱护她，不单因为她的年纪大，而是因为她肯让她的女儿来中国，把福音传给他们。

何思义也收容病危无人要的妇女，向她们传福音，尽力帮忙她们。她无私的爱主爱人的大爱，流露无遗。 1923 年，内地会负责人戴存义夫妇到圣巴巴拉，何思义的家里度圣诞节，知道希伯仑差会需要宣教士，就提议让内地会两个德国籍的姊妹到官山帮忙。父母亲知道何思义的业务繁多，又邀请了从圣经学院毕业的傅晨光姊妹 (Miss Aurora Fluker) 来官山帮忙。

1925 年，上海内地会的负责人邀请何思义到上海参观内地会的总部。在旅途中，中国发生排外反教示威，幸好神的保守和预备，何思义平安回到官山。神差派一位中国的区牧师到官山，向当地的基督徒说明，无论教会或基督徒，都祇应让耶稣居首位，其他的一切，包括国家民族，在主面前都成为次要，能「救国」的祇有耶稣，并非示威的群众。他的话对官山所有的同工，和差点儿误入歧途的弟兄，都有极大的帮助。区牧师也帮助他们作「教会中国化」的计划，并立刻进行。官山的希伯仑会一共有五位女宣教士，她们的会址有两间平房，一间是宣教士的住宅，一间是「女书馆」，她们言行赢得当地二万居民的爱戴。

1927 年，家庭差会要求何思义回美休息；但是她的已经六十三岁的母亲，不理会别人的劝告，依然让何思义如期回到中国去。1929 年，何思义回华，在同一年，教会与十间布道所举行一连串的特别聚会，所有的同工都禁食祷告，神复兴了当地的教会。何思义忙得团团转 ﹕她巡视布道所，一天领两三个聚会，与女传道逐家探访，到附近村庄谈道，或带领查经班，处理账目和书信；她的生活极度忙碌和有意义。 1937年七月，神带领她回美几个月，看望患上腰病的母亲。十一月，母亲恢复健康，就催促何思义回华事奉主。从同年底开始，她们的布道所逐步自己负起责任，在经济、查经祷告，主日崇拜，传福音等方面学习自立，让布道所的同工发挥神赐给他们的恩赐和学习依靠圣灵的带领。

1933 年，神带领王载牧师到官山举行一连五天的聚会，无数的居民被圣灵感动认罪悔改。不久，新的难题出现了，美元汇兑率不断下跌，而美国家里的店铺生意自19 25年地震后也清淡起来，官山工作的开支有困难。何思义学习单独仰望主的供应，不久神让他们意外收到由德国寄来的奉献，而家里生意亦突然好转，不但可以还清债务，更可以支付官山的开支。同年六月份，王载牧师邀请他们考虑到他的一位朋友李观森先生的家乡，离官山有两天路程的三村作开荒的工作；李先生愿意出一切的费用。在他们祷告时，神奇妙的印证了祂的心意，三村有一万的村民，但是村子南面的山岭有强盗出没，掳了人质，索取金钱，一旦被绑票，多必没命，因为宣教士中哪一个会有钱付赎金呢？但是当她们顺服前去时，神让她们遇见当地惟一的一个基督徒姊妹。当村子里面的男人要把她们赶走时，神藉着这位姊妹奇妙的让村子里面的父老容许她们留下来。

在三村，何思义收容了个无家可归的小乞丐，又把一个父亲病逝，母亲病危的孩子带回官山教育他，更把他的母亲送到江门医院医治。这个孩子后来进了神学院，成为希伯仑堂教会的牧师。何思义就派李学基牧师到三村去传福音，而李观森先生在经济上帮助福音的工作。每一次当他们最需要钱的时候，就会收到李先生寄来的费用。而「花边馆」的收入，也帮助了三村传福音的费用，后来花边馆也兼作丝棉被，蚊帐，销路很好，连老人家也可以胜任。神的预备非常奇妙，在美国有一位女士，在遗嘱中把一笔钱奉献给官山的福音事工，神让这笔钱在汇兑率最高时才寄到，交清每年为孤儿院的男孩进中学所需的一切费用，还可以还清其他的债务。短短三年的时间，三村有了很大的改变，何思义为了当初顺服圣灵的感动，到这里来传福音而献上深深的感谢。

何思义（二）

1936 年，在一大片三角洲的平原上，除了在她们远处一个小镇有另一个差会工作，整个地区再没有别的宣教士了。 1936 年，那差会要结束横江当地的工作，问她们希伯仑差会要不要接手。当时她们最远的布道所离横江还有十里路，人数不足，而且经费刚稳，何思义也很忙碌；她们切切祷告神的带领。神让他们看见人灵魂的宝贵，于是她们决定开始了这新的工场。同年七月，她们邀请北京的王明道先生来官山讲道培灵，得着极大的激励。八月，「横江布道队」出发了，她们来到横江，当晚就有布道会，由何思义讲道；白天，就步行到乡村传福音。同年十月，何思义的外甥女美洁从美来华，参加她们事奉的行列。工作一减轻，何思义又开始探访新的工场，如白泥、富湾等小镇。那时天津的日军与中国政府军发生冲突，广州市和附近的乡镇常常被日军飞机轰炸。有人劝她们不要再频频出外传福音了，但是神的心意是要她们在复活节再去白泥镇；她们顺服地去了。她们发觉村民的心灵都是向主敞开的，对福音很渴慕。几个月后，消息传来，整个白泥镇被日军的炮弹夷为平地，再也没有机会到那里传福音了。她们感到痛心和愤怒，但也为能顺服神，抓住这个最后的传福音机会而献上感谢。

1938 年，何思义回美参加父母亲金婚纪念，当时她的父亲已经八十三岁高龄了，加上中国也已烽火连天，广州沦陷被炸得面目全非。但是在 1939年二月，在全体差会委员的祷告与支持下，何思义再踏上征途。她与老父临别紧紧相拥，大家心里明白，不可能在这个世上再相见了，但是凭着在遥远的家乡必定再有相聚的信心，他们仍然有喜乐。

何思义回到官山，看见很多地方被炸得面目全非，在神的保守下，希伯仑的会址还算安然无恙。礼拜堂被两个小炮弹炸毁了屋顶和三楼，要修理后才可以用，孤儿院没有被波及。当地交通停顿，治安很坏，匪徒横行，粮食价格天天上涨，民不聊生，很多家庭从广州市逃难到这里，钱用光了，全家祇有挨饿。有一天，教会的李星寿先生提议希伯仑会开办救济所收容难童，让他们的父母可以到别处找工作，赚到钱可以回来一家团聚。何思义想起神在一次灵修时给她「叫你们和你们的孙子，日见增加」的应许；这是神的心意吗？她们经过祷告，得着神话语的确定，当地的父老极度赞成，教会附近的学校也愿意把校舍给她们用。目前最需要解决的事情，就是如何取得差会在香港和广州银行的钱，怎么样可以保证安全经过三十多里路，匪徒如毛的路程到达官山？她们祇好等神自己开路。想不到，第二天的早上，有一位当地的医生太太愿意先把钱交给何思义，然后由何思义开张支票，让他们逃到到香港时再兑换现款。何思义知道这是神成就的事情。后来，他们的孤儿院和差会的房子都被土匪抢劫，幸好后来有村庄的父老出面保护，才免受更大的伤害。

1935 年五月，希伯仑会难童救济院成立了，数以百计的儿童获得新生，心灵得着主恩的满足。在抗战期间，希伯仑堂的影响不单遍及西樵一带，甚至伸展到大后方的自由区。难童院成为差会最主要的工作，更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不久，难童的数目已经高达二百名，维持这么多人的食粮和所需，她们处处看见神的恩典与预备。在六月中，孤儿院的婴孩已经多得令她们难以应付了。香港有一个难童院，愿意收容其中八个婴孩，何思义和一位同工冒着生命危险，经过日军区，乘船把婴孩送到香港。在香港的李观森先生曾把何思义和孤儿院的事情登在报章上，并帮助她在香港银行开了个户头，他的朋友又不断把捐款存进去。这是神奇妙的安排，因为日后当难童院有急需款项时，这间银行总有办法把钱送到沦陷区。从香港回到官山，何思义收到家里的信，才知道她的父亲已经安息主怀了。官山的教会为他举行一个追思礼拜，有三百人参加，对他的爱心、舍己和忠心为主，让西樵的居民有机会听到福音而表示感激，让何思义得着很大的安慰。

在战区食物短缺，希伯仑会的教会也开始每天发米粥，救济饥民，当地的饥民不幸饿死的也不少。这救济的工作维持了一年半，有时接受救济的人数每月高达一千多人。

不久，日军飞机轰炸官山，教堂也被殃及着火焚烧。敌机还在头上盘旋，何思义和几个同工冒死冲进教堂，把里面四十多条的板凳出来。后来日军到了官山以东和山区的村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而且心怀不轨地来希伯仑的教会视察。孤儿院的孩子，有的被亲人领回。在大后方中国政府也办了几间孤儿院，何思义和同工就决定把其中的一些孤儿送到大后方去，接受正常教育。她们把这些孤儿分成几组，暗暗渡河到自由区，由政府人员接待他们，送到孤儿院。每个孤儿口袋里有一本约翰福音，还有他们的家人地址，希望一旦战争结束，他们也知道如何回家。 1941 年，在沦陷区的米价狂涨，孤儿院每个月要费四千块钱买米，比自由区的价钱高出两倍以上。何思义体会神要他们把孤儿院搬到自由区，经过祷告，他们先暗暗的到了大后方，广东西江产米区北部的肇庆视察，得到当地官员的许可，在十六里以外的永丰市使用免费的房子；她清楚知道神的确为他们开路了。

取得通行証后，他们便租了一条大木船，循西江行驶一段路后，再走陆路。他们共带有孤儿五十人，十九个成人，一百多件大大小小的行李，虽然祇有九十多里路，孩子们足足走了六天。他们的队伍就像其他的难民一般，抬着五十多担行李，其中二十八个不能走远路的孩子，每个放在一个米箩里让人挑着走，还有两副轿子，里面坐着两个不良于行的妇女。路上的人对她们特别友善，因为他们都被所看见的情形感动了。何思义在最后的一程，和两位同工先赶到目的地，清理房屋，让孩子们早点得到安顿。同年七月，何思义再暗暗地渡河回官山，把几个预备进高中的孤儿带回自由区，然后再常常回去视察他们的布道所。因为战事，传福音非常困难，很多布道所被日军占用，很多弟兄姊妹不是被杀，就是搬到大后方谋生。官山因为仍然有希伯仑会两位德国的女宣教士，还可以传福音。自从太平洋战事发生，美国也向日本宣战，日军千方百计要抓美籍的何思义。有一次，有三百个日军跑到教堂来抓她，但是神却让何思义突然生病，不能如期到教堂，使日军找不到她。

在永丰市，孤儿院的存在就是一个见证，神的供应永不缺乏，连当地的官员也惊讶不已。因为当时香港已经沦陷，银行全部停止营业，太平洋也封锁了，没有船只来往，没有邮递。何思义让孤儿学习养小猪，帮助开支。后来政府有「战时法例」，农地在冬天时不耕作，其他的人可以用，于是孤儿院就在附近的农地，利用冬天短短的几个月种甘薯。有时，有孤儿要从沦陷区来，何思义和同工下肇庆去接他们。为了避免日军轰炸，他们就乘夜船到禄步镇，再走漫长的山路回来。很多次，那些孩子年纪太小，或营养不良，不能走太远的路，何思义就把他们轮流驮在背上，继续赶路。孤儿们都称何思义为「阿妈」，而她更是每天跪下来为他们祷告，她对孤儿们无比的爱心，感人至深。

孤儿院的事工一旦安顿下来，何思义就与同工探访附近的村庄，那里的居民都十分渴慕福音。后来通货膨胀，汇兑率被冻结，以前每个月需要五块钱，现在要二十块美金维持一个孤儿所需。神再为她们开路。那时她们约有一百四十名孤儿，中华儿童福利会愿意支持其中五十个孤儿。有一些善心的友人劝何思义放弃这些孤儿，她坚决的说 ﹕ 『我怎能放弃他们呢？他们没有家庭，也没有人照顾，总不能看见他们在街头饿死吧？神作事不会半途而废，我相信神会保守我们到底的。』神果然为她们行了大事，后来中国政府也决定津贴她们。曲江有一个救济团体每个月捐助她们，美国的汇款也通过中国银行办理。不过曲江的捐款祇能送到肇庆，美国的汇款祇能来到梧州。于是何思义每个月有两三次需日夜长途跋涉来往这两个城市，常常在夜间乘船走路，为孤儿们尽心尽力。

1945 年，日本投降，何思义再回官山，看见教会和房子经过战火的洗礼，依然安在。她从心里发出赞美，因为神在二十多年前已经知道会有八年抗战，就预先派了两个德国的女宣教士来帮助她们。在战乱发生，何思义被迫离开时，西樵的工作也一直不受影响，可见神的意念比人的高。当她按着日子依序抄录在大战期间奉献人的名单时，不禁感动流泪。没想到她们与外界虽然断了音信，但是爱主的信徒还在一直为她们的事工奉献。 1946 年，何思义回美看望病重的母亲， 1947 年，那两位德国宣教士也回美看望何思义的母亲。她们互相通信达二十年，现在才见面。神也感动了两位宣教士和何思义来华参加希伯仑会的工作，直到大陆解放，何思义才离开中国回美。 1953 年，在何思义的照顾下，她的母亲安息主怀。

在她的母亲逝世后不久，香港建道神学院邀请何思义在神学院任教。在人看来，希伯仑会算是结束了，除了她的姊姊，主已经将所有的委员接回天家，「宣教区」也已被共产党接收了，祇有一些会友和以前孤儿院的孩子仍在香港。但是，神仍然为她们成就大事，何思义亲眼看见有多位从孤儿院长大的孩子，有的已经成为牧师，很多孤儿也成家立业，成为香港社会的好公民。 1956 年，她们举行一个大团聚，会中决定在香港的九龙借地方开始希伯仑堂的聚会。六年以后，他们买下一个适合的地方，并在 1962 年献堂时按立了第一位牧师，他也是以前孤儿院的一员。 1970 年，教会又迁到更大的地方，何思义已经七十八岁了，神告诉她该是退休之时了，于是她回美照顾年老的姊姊，而希伯仑堂在神的眷顾下，一直在发芽生长，结果纍纍，成为一个自立自养、满有差传异象的教会，并在加美、东南亚、香港和台湾都建立了教会。 1984 年九月二十七日，何思义无疾而终，享年九十一岁。（林向阳取材自《谁掌管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