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文化中的经管思想略述

[内容提要]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美国政治学学会会长）在分析美国的传统时指出：“因为他们继承了英国的法律，语言是（并将继续是）英语，他们的体制和公共建筑从西方的古典形式中得到了启发，他们的宗教具有犹太教－基督教本源，他们的伟大源于新教的伦理原则”^I这使人联想到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复旦出版社的一本关于经济学流派的书将经济学的源流追溯到古希腊与圣经这两大源头。希伯来文化中经济学和管理学思想极为丰富，远超红学、莎学中的经管思想。汤因比曾将世界文明分为二十几种，这其中有的已经灭亡譬如玛雅文明，有的辉煌不再譬如埃及文明；能够源远流长而又生命不衰的世界文明为数不多，希伯来文明就属这一种。希伯来文明不仅是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这样不但使东方管理学的家族成员更为丰富，而且增添了可资比较的重要参照系。

东亚奇迹不光是现代化研究、比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大量的专家学者在讨论经济伦理和管理哲学时，往往也“言必称东亚”。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认为：“就整个东亚而言，深深植根于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儒家视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且这一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遗产仍将发挥重要作用。II而韦伯体系的拥护者、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高伟定教授在其《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与风格》的序言中则强调“本书取名《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是对马克斯·韦伯的一种歌颂，也暗示着本书的阐述受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因此，我要谦恭地向他表示感谢。”[1]^II对于这一扑朔迷离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中肯地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命运问题涉及广泛的知识领域，在这方面还有很多未被阐明的奥秘或难以理清头绪的难点。[2]

综上所述，希伯来文化不仅在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宏观比较方面是一座桥梁，在剖析东亚奇迹这类盘根错节的难题时亦可成为重要的参照系。

下面就希伯来文化中的劳动观念、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公平原则、自由意识、创新精神和博爱精神作一略述。

《圣经》的《创世纪》写着“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3]圣徒保罗与众人分别的时候讲，“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4]《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更是直接了当地指出“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根据上述思想，可以概括出三条原则：

这一切已经构成马丁·路德“天职”思想的中心内容。黑格尔高度重视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不是靠自然界直接提供的东西，而是靠自己的劳动去改变自然的物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黑格尔深刻地指出，“人通过流汗和劳动而获得满足需要的手段”。 [5]而且“同时，技能和手段的这种抽象化使人们之间在满足其它需要上的依赖性和相互关系得以完成，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全的必然性。”[6]黑格尔认为人的劳动对社会的发展，对人自身的充实和提高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谈起劳动问题自然会涉及到异化问题,对异化思想应当区分内在的失乐园异化和外在的社会劳动异化,这个问题可以成为一本专著。在这里就异化问题作一约略的分析：诗人戴望舒的《乐园鸟》就曾以优美惆怅的风格表达失乐园异化的思想──“是从乐园里来的呢，/还是到乐园里去的？/华羽的乐园鸟，/在茫茫的青空中，/也觉得你的路途寂寞吗？/假使你是从乐园里来的，/可以对我们说吗？/华羽的乐园鸟，/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记载着“上帝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这其中的深刻寓意即预示将通过基督的牺牲来救赎人类，让失乐园再回归到复乐园。《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至二十二节写着诺亚在洪水之后为上帝献祭“上帝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创世纪》的前九章“皮子作的衣服”、“方舟”、“献祭”和“彩虹”都是预示将通过基督的牺牲而回归复乐园。

希伯来的文化中也包含着深刻的可持续发展思想。20年代泰戈尔到西方讲学宣扬“森林文明”，瑞士伯尔尼大学哲学教授赫尔褒兹（Richard Herbertz）就以失乐园之后“占有的权力”反驳泰戈尔的“联合的权力”。张岱年先生指出：“征服和战胜自然的观念在西方文化中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思想家们都不愿花力气去讨论这个问题本身，他们讨论得最多的是如何去征服和战胜自然。”实际上[7]希伯来文化在资源与生态、人口问题、贫困问题、水利建设、植树造林、保护动物、公共卫生等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笔者已在加拿大的《文化中国》（1999 春季号）上写过文章。在这里只举一个典型例子－《旧约》的《利未记》等几处别具一格地规定了休耕制：“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上帝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遗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地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在这里呈现出一个优美的系列，休耕之年的出产：留给穷人──留给牲畜──留给野兽──留给田野，田野虽然是“下等兵”，可是还能够得到牲畜、野兽与飞鸟的粪肥。休耕制对于保持土壤的肥力非常有利。

劳动观念在希伯来文化中是如此地渗透生活，在《箴言》中对“才德的妇人”的描述，本来是着重婚姻的角度，可是也包含了很多劳动方面的内容：“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作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婢女。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利，栽种葡萄园，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利，她的灯终夜不灭。她手拿燃线竿，手把纺线车，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作的。她作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8]上述内容显示才德的妇人是勤劳的，良善的，智慧的。这里面还包括着多种经营和扩大再生产，并且流露出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风格。

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是以色列的传统思想，先讨论重农主义。

公元前十五世纪，犹太人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并且重视生态资源的保护。

公元前十一世纪，戴维王的官员中，不但有专人分别负责田野耕种和牛羊放牧，也有专人分别负责葡萄园、橄榄树和桑树的管理。[9]

公元前十世纪，所罗门王时期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

公元前十世纪，基色历（Gezer Calendar考古学的重要发现）表明犹太人在农事方面已经很有规律。

公元前八世纪，乌西雅王和希西家王对农事和水利卓有贡献。

公元一世纪，史学家约瑟夫在其名著《犹太战争史》中对犹太境内的农田、牧场和果园做过优美的描述。

可见重农主义是以色列的悠久传统。所罗门的《雅歌》固然是抒情诗，可是犹太民族在农事和生态资源方面的成功，使得下列美丽的诗句是可信的：

论到重商主义，《列王纪上》第十章记载着“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一千四百辆，马兵一万二千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六百舍客勒，马每匹一百五十舍客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这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在这里可以注意三个重要细节：第一，是王的商人，第二，是进行跨国贸易，第三，是贸易公平。《列王纪上》第九章还记载着所罗王的航海贸易。

《旧约》强调“诡诈的天平为上帝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你上帝所赐与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10]这里强调的是见利思义，义利兼顾，同时也显示出在古代的希伯来贸易商业已经十分发达。

J.A.布朗基的名著《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史》写着“伦巴第、托斯堪尼和意大利其它各地商人的涌现，完成了犹太人的商业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中世纪商业城的发展。从那时起，犹太商人买卖一切物产，不动产和私人财产诸如田地、房屋和马匹也都被纳入流通领域中。历史学家里戈尔（Rigord）甚至说，那时的犹太人是半个王国的主人……犹太人在欧洲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1]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曾讲“记住，有钱的地方就有犹太人”。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这一希伯来的悠久传统在当代也得到极致的发挥。以色列的经济成就被称为“取得了成功的乌托邦”。在发展农业和治理沙漠方面有举世公认的成就。以色列的灌溉技术作为联合国农业署的推荐项目在五十多个国家得到应用。欧美的工商界、金融界和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中不乏犹太人的巨擘。

《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写着“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九十七篇二节写着“公义和公平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圣经》也多次指出“因为上帝不偏待人”。当美国总统手持《圣经》进行就职宣誓时，许多人可能未曾想到，在3500年之前的摩西法律就规定，新任国王登基时要抄录一本旧约的律法书。[12] 在以色列国度，从国王到平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戴维王对自己的部下犯下了杀夫夺妻的重罪后，虽然他是以色列的功勋人物，但还是“偿还四倍”（在战争和动乱中，上帝的惩罚使其四个亲属去世），并且“刀箭永不离开”。先知但以理和尼赫迈亚为国家的忏悔祈祷中，都讲到“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在以色列的国度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但“刑必上大夫”；而且一个卑微者也可以得到高度重视。基督强调将爱心做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做在基督身上。

《旧约》中还记载着，在三千多年前，耶利哥城妓女喇合皈依了犹太人的信仰，并且出生入死地掩护了以色列的侦探（侦探往往是以色列的首领）。当耶利哥城被攻克的时候，不仅全家保全了生命，还与首领撒门结为秦晋之好而成为戴维王的祖先，日后载入基督家谱。《圣经》的律法在等级方面与《汉谟拉比法典》以及《摩奴法典》形成鲜明的对照。当年美国检察官斯塔尔坚持弹劾克林顿，斯塔尔本人就是严谨的清教徒。

论到自由意识，根据《圣约》可以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面对着社会的自由，林肯解放黑奴是近代史上的大事，但是《旧约》多处指出要释放奴隶。《哥林多前书》7章20，21节“你是作奴隶蒙召的么，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还有《腓利门书》可以作为依据；当年富兰克林和杰斐逊曾建议将以色列越过红海向自由进军的行列作为为美国的国玺[13] 第二、面对着大自然的自由，《创世纪》第一章就宣告人类要管理大自然，另外律法书中多次提到不准拜偶像（图腾崇拜）。第三、面对着上帝的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写着“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可见《圣经》里的主体意识和自由意识是十分完整的。

德国学者汉斯·宇尔根·甫拉斯精辟地指出“将人类从自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继而从单纯的种族关系中解脱出来，古希伯来的选民信仰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这种选民信仰把人作为个体置于上帝与世界的关系中，使个体得到他的尊严和不可剥夺的价值。” [14]

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是希伯来文化的一大特色。《雅歌》是诗中之诗，是希伯来文学中的明珠。她以爱情的比拟表达上帝对人类对教会的感情，下面的诗句经常被引用：

求尔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妒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上帝的烈焰。/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然而这种坚贞炽烈的感情也极为尊重被爱者的意志“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阿，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雅歌》第八章）。

自由意志的深邃哲理也体现希伯来生活的具体过程中，譬如在战争之时官长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官长又要对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官长宣告完了就当派军人率领他们。”（《申命记》二十章）。值得深思的是，富有自由意志传统的以色列人尽管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极少有逃兵役的。云南大学西亚研究所编写的著作写着，耶路撒冷的一名军医讲，世界上恐怕只有我们这些军医在竭力寻找冒充健康人的病兵，而不是揭穿冒充病人的健康士兵。

许多研究者都已承认，在许多情况下东方传统对于人的个性，对于自由意志重视得不够；这对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发展是不利的，这也是东西文化的一大差异，这对东西方的管理模式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哈耶克指出，基督教的传统认为，如果人类的行为要取得任何价值，那么，他一定要有顺其意愿的自由。经济学家们进一步认为，人还应该自由地使用他的知识和技能，如果他打算尽其所能为社会的共同目标作出重大的贡献。[15]这一论述会使我们对人类的尊严、社会的发展和管理科学的进步产生很多令人心潮澎湃的联想。

1979年，我国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曾作为贵宾，被邀请参加英国剑桥的圣诞之夜。一个老问题一再出现在他的心头：为什么基督教在西方有如此强的影响？剑桥无疑是最讲究科学的地方，为什么宗教教仪竟会吸引那么多的学者和学生？那充满文艺复兴时代古典美的童声合唱深深地打动了他：

一朵纯洁的玫瑰开放了，/它从丝细的根苗中萌发，/这是上古卜者的预言，/这是杰西期待的初生啊！/它的柔嫩的花枝的光芒，/照亮在这寒冷的、寒冷的冬天，/这漆黑的、漆黑的午夜。

实际统计表明，从1901年到1970年这七十年里，阿根廷的获奖者与世界其它地方的获奖者的比率是1.3；意大利的是1.6；法国是6.3；而犹太人获奖者的比率是世界其它获奖者的28倍。[16]

中国留学生几十万在欧美已有二十多年，尽管不少人获得了突出成就，但是为什么没有出现杨振宁、李政道？杨振宁、李政道从西南联大赴美后是用十年时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且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分别是从西南联大、香港、台湾赴美的，苏联式的旧教育体制可能是一个不良因素。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李远哲教授指出“在过去十年里，我们常听到有人提起亚洲经济奇迹。但是如果我们从促进经济进步的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以及科技知识应用在生产上的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看到奇迹。”[17]

创新意识涉及到很多因素，许多专家也作过大量的探讨，实际上犹太人群体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样板，就犹太人的理念体系进行探讨也是很有意义的。《诗篇》九十六篇和九十八篇第一节都写着“你们要向上帝唱新歌”，《箴言》二十五章二节，“将事隐秘乃上帝的荣耀，将事察清乃君王的荣耀。”《圣经》是高度鼓励创新精神的，看来创新精神与其它理念也有密切的关系。

与劳动观念有着重要联系：劳动不仅是人类自我生存的基本条件，这其中也包含着博爱精神和管理大自然的崇高使命。

与自由精神也有密切的联系。对于外在的自由，希特勒纳粹统治期间，犹太人的诺贝尔获得者明显减少，文革期间，我国的老三界成才率也偏低。对于内在的自由，犹太人虽然富有创造力，但因为犹太律法禁止雕刻偶像，所以犹太人这方面的大师似乎偏少。再如中国前一段时间的血库、眼库、骨髓库也是因传统观念而深受影响。可见创新精神与自由精神有密切的联系。当我们倾听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时，会感到有一种宏大磅礴的自由精神，许多著名科学家也喜欢一面工作，一面倾听古典音乐。

与审美意识也是分不开的（犹太人在文学艺术方面大师辈出），海森堡的自述中写着：“透过原子现象的外表，我看到了异象美丽的内部结构。当想到大自然如此慷慨地将珍贵的数学结构展示在我眼前时，我几乎陶醉了。”[18]杨振宁、李政道近两年在复旦的演讲也都是对美感非常重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钱德拉塞卡对美感高度重视。在他的《真理与美》一书中，采撷了开普勒、彭加勒、希尔伯特、泡利、爱因斯坦、爱丁顿、米尔恩等许多巨匠对美的赞叹，并且加以热烈的评论。钱德拉塞卡倾向于魏尔的立场：我的工作总是尽力把真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必须在两者挑选一个时，我通常选择美。”大科学家们对美的敏锐发现、执着探求和衷心赞叹，展示出对更高层次统一性的独特见解。

在希腊文中有四个词表达爱，eros（爱洛斯，男女之爱），philia（非利亚，亲朋之爱），nomos（挪摩斯，人对上帝之爱），agapē（阿伽培，上帝对人之爱）。“阿伽培”表达崇高的爱，“阿伽培”在新约圣经里出现了三百多次，这是一种不计条件，永不止息的忘我之爱。“爱洛斯”与“非利亚”往往是双向的，譬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种双向之爱用德语的Gegenliebe可以揭示，介词gegen对着＋Liebe爱＝爱之回报。但是“阿伽培”则不要求双向性。在加利利海滨，耶稣前两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用的是“阿伽培”，而失败了的彼得却惭愧地用“非利亚”低声应之。黑格尔曾将真正的信仰精神作为悲剧人物必须具有的优良质量，“阿伽培”正是信仰精神的菁华。那永不止息的超然之爱是《圣经》中最重要的原则。《约翰一书》第四章写着“上帝就是爱”。

希伯来文化中的博爱精神要落实在细微处－《旧约》中有许多感人的记载。《申命记》十五章吩咐“在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不帮补你贫乏的弟兄”。《利末记》十九章写着“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总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你们的上帝”。

《圣经》的“爱人如己”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宛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更高的层面－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身取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表现出两个伟大民族哲学体系的核心理念有着惊人的一致。然而，儒家的仁和基督的爱既有着重合之处，又有着深刻的区别。第一个区别是《圣经》的核心原则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有着简洁的概括“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义爱主你的上帝，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戒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爱主你的上帝”这一条趋向永恒的维度是儒家学说所不存在的。加尔文指出，上帝交给摩西的两块法板，一块是要对上帝负责，一块是要对人类负责。实际上两块是不可分割的，正是在第一块法板的基础上，第二块法板的内容才得以实现。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指出“康德关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假定被视为个人的整体最大值战略。这种战略的最大特征是通过其同期的最大值，还超越了个人的死亡界线，来保证的。”[19]价值论的实现，是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上，在这里可以举一个明显的重要事实：诚然一部分后母是很好的，但是统计性的事实显示尽管后母具有女子的全部素质，具有可以做一个好母亲的种种条件，但是往往与亲母有很大的差别。江浙地区有一句俗话“六月的日头，后母的拳头”。在德文中有stiefmuetterlich，（后母似的，冷漠的，无慈爱的）这一单词，可见继母的局限是普遍性的。这可以显现出价值论与本体论的密切联系。第二个区别是“你们要彼此相爱，象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20]，在这里绝对不存在着等级差别──“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21]爱不但没有等级差别，而且“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22] 显克微支的名著《你往何处去》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用很多的篇幅描述了在罗马皇帝尼罗时代几百万基督徒殉道的悲壮场面。基督徒在被钉十字架、被野兽撕裂、被火烧死的极大痛苦中，依然是平静坦然；殉道者宽恕迫害他们的仇敌，并且深情地为罪恶的罗马祈祷。

虽然东西方文明在“仁”与“爱”这两个基本范畴上有着较大的区别，可是毕竟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在这里附上一个典型案例，可以显示出“本体论”的重要价值。同时也显示出东西方文明在“仁”和“爱”方面还是有着很大的共性：

同仁堂是我国中药行业的老字号，始创于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始终以“养生”、“济世”为己任，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一律以诚相待，对症用药，一视同仁。对贫病交迫者，还宽厚相济，施医舍药，百姓无不赞誉。集团公司拥有较为雄厚的生产、科研、新产品开发力量。产品中有47种获国优、部优和市优称号。特别是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乌鸡白凤丸等“十大王牌”和“十大名药”更是驰名中外。经营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3000余种，产品营销全国各地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仁堂成功的关键是在于经营理念。创业恪守诚实敬业的药德，提出：“修合（制药时）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信条，始终不渝地遵循“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

（作者孙遇春博士为管理学教授。此文曾在1997秋与2003年秋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的年会上有部分宣读，这里刊出的比较完整。）

^I《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223，新华出版社，1998

II《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P2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III《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P1，S..B..REDDING着，上海三联书店，1993。

[2] 《经济·文化与发展》253～260页，厉以宁着，三联书店出版，1996年。

[3]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

[4]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三十四、三十五节

[5] 《法哲学原理》，P209，商务印书馆，1981。

[6] 《法哲学原理》P210

[7]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P51－53，张岱年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8] 《圣经·箴言》三十一章

[9]《历代志上》第二十七章二十五节至三十一节

[10] 《箴言》十一章《申命记》二十五章

[11] 《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P125－127，巫宝三主编，商务印书馆，1998

[12]《申命记》17章

[13]《犹太史》P15，阿巴·埃班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14] 《人类的宗教》德文版P9，10，汉斯·宇尔斯·甫拉斯着范登豪克出版社1993。

[15]《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P14－15，F.A.冯·哈耶克着北京经济出版社1989

[16] 《创造的秘密》P423-425 S·阿瑞提着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17] 《聆听大师》 P85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8]《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不同的创造模式》，P74，S·钱德拉塞卡着，杨建邺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19] 《伦理经济学原理》P45，彼得·科斯洛夫斯基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0] 《约翰福音十五章》

[21] 《马太福音25章》

[22]《马太福音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