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來文化中的經管思想略述
孫遇春
[內容提要] 撒母耳·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美國政治學學會會長）在分析美國的傳統時指出：“因為他們繼承了英國的法律，語言是（並將繼續是）英語，他們的體制和公共建築從西方的古典形式中得到了啟發，他們的宗教具有猶太教－基督教本源，他們的偉大源於新教的倫理原則”I這使人聯想到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復旦出版社的一本關於經濟學流派的書將經濟學的源流追溯到古希臘與聖經這兩大源頭。希伯來文化中經濟學和管理學思想極為豐富，遠超紅學、莎學中的經管思想。湯因比曾將世界文明分為二十幾種，這其中有的已經滅亡譬如瑪雅文明，有的輝煌不再譬如埃及文明；能夠源遠流長而又生命不衰的世界文明為數不多，希伯來文明就屬這一種。希伯來文明不僅是東方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西方文明的源頭之一，這樣不但使東方管理學的家族成員更為豐富，而且增添了可資比較的重要參照系。
東亞奇跡不光是現代化研究、比較經濟學研究的重要物件，而且大量的專家學者在討論經濟倫理和管理哲學時，往往也“言必稱東亞”。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先生認為：“就整個東亞而言，深深植根於兩千五百年歷史的儒家視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並且這一人類文明的主要精神遺產仍將發揮重要作用。II而韋伯體系的擁護者、香港中文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高偉定教授在其《海外華人企業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與風格》的序言中則強調“本書取名《海外華人企業家的管理思想》是對馬克斯·韋伯的一種歌頌，也暗示著本書的闡述受到《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影響。因此，我要謙恭地向他表示感謝。”[1]II對於這一撲朔迷離的問題，北京大學教授厲以甯中肯地指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命運問題涉及廣泛的知識領域，在這方面還有很多未被闡明的奧秘或難以理清頭緒的難點。[2]
綜上所述，希伯來文化不僅在東西方管理思想的宏觀比較方面是一座橋樑，在剖析東亞奇跡這類盤根錯節的難題時亦可成為重要的參照系。
下面就希伯來文化中的勞動觀念、重農主義與重商主義、公平原則、自由意識、創新精神和博愛精神作一略述。
一．勞動觀念。
《聖經》的《創世紀》寫著“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3]聖徒保羅與眾人分別的時候講，“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紀念主耶穌的話-施比受更為有福。”[4]《帖撒羅尼迦後書》三章十節更是直接了當地指出“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飯”。根據上述思想，可以概括出三條原則：
第一， 勞動是人類自我生存的基本條件；
第二， 勞動包含著管理大自然的崇高使命；
第三， 在這其中也包含著博愛精神。
這一切已經構成馬丁·路德“天職”思想的中心內容。黑格爾高度重視勞動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人不是靠自然界直接提供的東西，而是靠自己的勞動去改變自然的物品來滿足自己的需要。黑格爾深刻地指出，“人通過流汗和勞動而獲得滿足需要的手段”。 [5]而且“同時，技能和手段的這種抽象化使人們之間在滿足其他需要上的依賴性和相互關係得以完成，並使之成為一種完全的必然性。”[6]黑格爾認為人的勞動對社會的發展，對人自身的充實和提高都有極為重要的作用。談起勞動問題自然會涉及到異化問題,對異化思想應當區分內在的失樂園異化和外在的社會勞動異化,這個問題可以成為一本專著。在這裏就異化問題作一約略的分析：詩人戴望舒的《樂園鳥》就曾以優美惆悵的風格表達失樂園異化的思想──“是從樂園裏來的呢，/還是到樂園裏去的？/華羽的樂園鳥，/在茫茫的青空中，/也覺得你的路途寂寞嗎？/假使你是從樂園裏來的，/可以對我們說嗎？/華羽的樂園鳥，/自從亞當夏娃被逐後，/那天上的花園已荒蕪到怎樣了？/”
《創世紀》第三章二十一節記載著“上帝為亞當和他的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給他們穿。”這其中的深刻寓意即預示將通過基督的犧牲來救贖人類，讓失樂園再回歸到複樂園。《創世紀》第八章二十節至二十二節寫著諾亞在洪水之後為上帝獻祭“上帝聞那馨香之氣，就心裏說，我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地，也不再按著我才行的滅各種的活物了。地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就永不停息了。”《創世紀》的前九章“皮子作的衣服”、“方舟”、“獻祭”和“彩虹”都是預示將通過基督的犧牲而回歸複樂園。
希伯來的文化中也包含著深刻的可持續發展思想。20年代泰戈爾到西方講學宣揚“森林文明”，瑞士伯爾尼大學哲學教授赫爾褒茲（Richard Herbertz）就以失樂園之後“佔有的權力”反駁泰戈爾的“聯合的權力”。張岱年先生指出：“征服和戰勝自然的觀念在西方文化中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思想家們都不願花力氣去討論這個問題本身，他們討論得最多的是如何去征服和戰勝自然。”實際上[7]希伯來文化在資源與生態、人口問題、貧困問題、水利建設、植樹造林、保護動物、公共衛生等方面有著非常豐富的內容，筆者已在加拿大的《文化中國》（1999 春季號）上寫過文章。在這裏只舉一個典型例子－《舊約》的《利未記》等幾處別具一格地規定了休耕制：“第七年地要守聖安息，就是向上帝守的安息，不可耕種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園。遺落自長的莊稼不可收割，沒有修理的葡萄樹也不可摘取葡萄，這年地要守聖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給你和你的僕人、婢女、雇工人，並寄居的外人當食物。這年的地產也要給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獸當食物。”在這裏呈現出一個優美的系列，休耕之年的出產：留給窮人──留給牲畜──留給野獸──留給田野，田野雖然是“下等兵”，可是還能夠得到牲畜、野獸與飛鳥的糞肥。休耕制對於保持土壤的肥力非常有利。
勞動觀念在希伯來文化中是如此地滲透生活，在《箴言》中對“才德的婦人”的描述，本來是著重婚姻的角度，可是也包含了很多勞動方面的內容：“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她尋找羊絨和麻，甘心用手作工，她好像商船從遠方運糧來，未到黎明她就起來，把食物分給家中的人。將當作的工分派婢女。她想得田地，就買來，用手所得之利，栽種葡萄園，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她覺得所經營的有利，她的燈終夜不滅。她手拿燃線竿，手把紡線車，她張手周濟困苦人，伸手幫補窮乏人。……她的衣服是細麻和紫色布作的。她作細麻布衣裳出賣，又將腰帶賣與商家。……她開口就發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則。”[8]上述內容顯示才德的婦人是勤勞的，良善的，智慧的。這裏面還包括著多種經營和擴大再生產，並且流露出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的風格。
二．重農主義與重商主義。
重農主義與重商主義是以色列的傳統思想，先討論重農主義。
西元前二十世紀，以撒“一年耕種有百倍的收成”。
西元前十五世紀，猶太人進入“流奶與蜜之地”迦南，並且重視生態資源的保護。
西元前十一世紀，大衛王的官員中，不但有專人分別負責田野耕種和牛羊放牧，也有專人分別負責葡萄園、橄欖樹和桑樹的管理。[9]
西元前十世紀，所羅門王時期的猶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安然居住。
西元前十世紀，基色曆（Gezer Calendar考古學的重要發現）表明猶太人在農事方面已經很有規律。
西元前八世紀，烏西雅王和希西家王對農事和水利卓有貢獻。
西元一世紀，史學家約瑟夫在其名著《猶太戰爭史》中對猶太境內的農田、牧場和果園做過優美的描述。
可見重農主義是以色列的悠久傳統。所羅門的《雅歌》固然是抒情詩，可是猶太民族在農事和生態資源方面的成功，使得下列美麗的詩句是可信的：
因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過去了，
地上百花開放，百鳥鳴叫的時候已經來到，
班鳩的聲音在我們境內也聽見了。
論到重商主義，《列王紀上》第十章記載著“所羅門聚集戰車馬兵、有戰車一千四百輛，馬兵一萬二千名，安置在屯車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裏。……所羅門的馬是從埃及帶來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著定價買來的。從埃及買來的車，每輛價銀六百舍客勒，馬每匹一百五十舍客勒，赫人諸王、和亞蘭諸王所買的車馬，也是按這價值經他們手買來的。”在這裏可以注意三個重要細節：第一，是王的商人，第二，是進行跨國貿易，第三，是貿易公平。《列王紀上》第九章還記載著所羅王的航海貿易。
《舊約》強調“詭詐的天平為上帝所憎惡，公平的砝碼為他所喜悅”“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兩樣的砝碼，你家裏不可有一大一小兩樣的升鬥，當用對準公平的砝碼、公平的升鬥，這樣在你上帝所賜與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長久。”[10]這裏強調的是見利思義，義利兼顧， 同時也顯示出在古代的希伯來貿易商業已經十分發達。
J.A.布朗基的名著《歐洲中世紀經濟思想史》寫著“倫巴第、托斯堪尼和義大利其他各地商人的湧現，完成了猶太人的商業活動，有力地促進了中世紀商業城的發展。從那時起，猶太商人買賣一切物產，不動產和私人財產諸如田地、房屋和馬匹也都被納入流通領域中。歷史學家裏戈爾（Rigord）甚至說，那時的猶太人是半個王國的主人……猶太人在歐洲政治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發生了重大的影響。”[11]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曾講“記住，有錢的地方就有猶太人”。重農主義和重商主義這一希伯來的悠久傳統在當代也得到極致的發揮。以色列的經濟成就被稱為“取得了成功的烏托邦”。在發展農業和治理沙漠方面有舉世公認的成就。以色列的灌溉技術作為聯合國農業署的推薦專案在五十多個國家得到應用。歐美的工商界、金融界和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中不乏猶太人的巨擘。
三． 公平、公正原則。
《詩篇》八十九篇十四節寫著“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和誠實行在你前面”，九十七篇二節寫著“公義和公平是上帝寶座的根基”，《聖經》也多次指出“因為上帝不偏待人”。當美國總統手持《聖經》進行就職宣誓時，許多人可能未曾想到，在3500年之前的摩西法律就規定，新任國王登基時要抄錄一本舊約的律法書。[12] 在以色列國度，從國王到平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當大衛王對自己的部下犯下了殺夫奪妻的重罪後，雖然他是以色列的功勳人物，但還是“償還四倍”（在戰爭和動亂中，上帝的懲罰使其四個親屬去世），並且“刀箭永不離開”。先知但以理和尼希米為國家的懺悔祈禱中，都講到“沒有聽從你僕人眾先知向我們君王、首領、列祖和國中一切百姓所說的話”。在以色列的國度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但“刑必上大夫”；而且一個卑微者也可以得到高度重視。基督強調將愛心做在最小的一個弟兄身上，就是做在基督身上。
《舊約》中還記載著，在三千多年前，耶利哥城妓女喇合皈依了猶太人的信仰，並且出生入死地掩護了以色列的偵探（偵探往往是以色列的首領）。當耶利哥城被攻克的時候，不僅全家保全了生命，還與首領撒門結為秦晉之好而成為大衛王的祖先，日後載入基督家譜。《聖經》的律法在等級方面與《漢謨拉比法典》以及《摩奴法典》形成鮮明的對照。當年美國檢察官斯塔爾堅持彈劾克林頓，斯塔爾本人就是嚴謹的清教徒。
四．自由意識
論到自由意識，根據《聖約》可以有三個方面的意義：第一，面對著社會的自由，林肯解放黑奴是近代史上的大事，但是《舊約》多處指出要釋放奴隸。《哥林多前書》7章20，21節“你是作奴隸蒙召的麼，不要因此憂慮。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還有《腓利門書》可以作為依據；當年佛蘭克林和傑弗遜曾建議將以色列越過紅海向自由進軍的行列作為為美國的國璽[13] 第二、面對著大自然的自由，《創世紀》第一章就宣告人類要管理大自然，另外律法書中多次提到不准拜偶像（圖騰崇拜）。第三、面對著上帝的自由，《約翰福音》第八章寫著“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可見《聖經》裏的主體意識和自由意識是十分完整的。
德國學者漢斯·宇爾根·甫拉斯精闢地指出“將人類從自然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繼而從單純的種族關係中解脫出來，古希伯來的選民信仰作出了根本性的貢獻；這種選民信仰把人作為個體置於上帝與世界的關係中，使個體得到他的尊嚴和不可剝奪的價值。” [14]
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是希伯來文化 的一大特色。《雅歌》是詩中之詩，是希伯來文學中的明珠。她以愛情的比擬表達上帝對人類對教會的感情，下面的詩句經常被引用：
求爾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嫉妒如陰間之殘忍，/所發的電光是火焰的電光，/是上帝的烈焰。/愛情，眾水不能熄滅，/大水也不能淹沒。
然而這種堅貞熾烈的感情也極為尊重被愛者的意志“耶路撒冷的眾女子阿，我囑咐你們不要驚動，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等他自己情願”（《雅歌》第八章）。
自由意志的深邃哲理也體現希伯來生活的具體過程中，譬如在戰爭之時官長要對百姓宣告說，“誰建造房屋尚未奉獻，誰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官長又要對宣告說誰懼怕膽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樣。官長宣告完了就當派軍人率領他們。”（《申命記》二十章）。值得深思的是，富有自由意志傳統的以色列人儘管處於殘酷的戰爭環境，極少有逃兵役的。雲南大學西亞研究所編寫的著作寫著，耶路撒冷的一名軍醫講，世界上恐怕只有我們這些軍醫在竭力尋找冒充健康人的病兵，而不是揭穿冒充病人的健康士兵。
許多研究者都已承認，在許多情況下東方傳統對於人的個性，對於自由意志重視得不夠；這對獨立思考和創造性的發展是不利的，這也是東西文化的一大差異，這對東西方的管理模式也會產生很大的影響。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哈耶克指出，基督教的傳統認為，如果人類的行為要取得任何價值，那麼，他一定要有順其意願的自由。經濟學家們進一步認為，人還應該自由地使用他的知識和技能，如果他打算盡其所能為社會的共同目標作出重大的貢獻。[15]這一論述會使我們對人類的尊嚴、社會的發展和管理科學的進步產生很多令人心潮澎湃的聯想。
五． 創新精神。
1979年，我國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曾作為貴賓，被邀請參加英國劍橋的聖誕之夜。一個老問題一再出現在他的心頭：為什麼基督教在西方有如此強的影響？劍橋無疑是最講究科學的地方，為什麼宗教教儀竟會吸引那麼多的學者和學生？那充滿文藝復興時代古典美的童聲合唱深深地打動了他：
一朵純潔的玫瑰開放了，/它從絲細的根苗中萌發，/這是上古蔔者的預言，/這是傑西期待的初生啊！/它的柔嫩的花枝的光芒，/照亮在這寒冷的、寒冷的冬天，/這漆黑的、漆黑的午夜。
實際統計表明，從1901年到1970年這七十年裏，阿根廷的獲獎者與世界其他地方的獲獎者的比率是1.3；義大利的是1.6；法國是6.3；而猶太人獲獎者的比率是世界其他獲獎者的28倍。[16]
中國留學生幾十萬在歐美已有二十多年，儘管不少人獲得了突出成就，但是為什麼沒有出現楊振寧、李政道？楊振寧、李政道從西南聯大赴美後是用十年時間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而且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崔琦分別是從西南聯大、香港、臺灣赴美的，蘇聯式的舊教育體制可能是一個不良因素。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之際，李遠哲教授指出“在過去十年裏，我們常聽到有人提起亞洲經濟奇跡。但是如果我們從促進經濟進步的科學與技術的研究，以及科技知識應用在生產上的角度來看，我們並沒有看到奇跡。”[17]
創新意識涉及到很多因素，許多專家也作過大量的探討，實際上猶太人群體提供了一個典型的樣板，就猶太人的理念體系進行探討也是很有意義的。《詩篇》九十六篇和九十八篇第一節都寫著“你們要向上帝唱新歌”，《箴言》二十五章二節，“將事隱秘乃上帝的榮耀，將事察清乃君王的榮耀。”《聖經》是高度鼓勵創新精神的，看來創新精神與其他理念也有密切的關係。
與勞動觀念有著重要聯繫：勞動不僅是人類自我生存的基本條件，這其中也包含著博愛精神和管理大自然的崇高使命。
與自由精神也有密切的聯繫。對於外在的自由，希特勒納粹統治期間，猶太人的諾貝爾獲得者明顯減少，文革期間，我國的老三界成才率也偏低。對於內在的自由，猶太人雖然富有創造力，但因為猶太律法禁止雕刻偶像，所以猶太人這方面的大師似乎偏少。再如中國前一段時間的血庫、眼庫、骨髓庫也是因傳統觀念而深受影響。可見創新精神與自由精神有密切的聯繫。當我們傾聽貝多芬、莫札特的音樂時，會感到有一種宏大磅礴的自由精神，許多著名科學家也喜歡一面工作，一面傾聽古典音樂。
與審美意識也是分不開的（猶太人在文學藝術方面大師輩出），海森堡的自述中寫著：“透過原子現象的外表，我看到了異象美麗的內部結構。當想到大自然如此慷慨地將珍貴的數學結構展示在我眼前時，我幾乎陶醉了。”[18]楊振寧、李政道近兩年在復旦的演講也都是對美感非常重視。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錢德拉塞卡對美感高度重視。在他的《真理與美》一書中，採擷了開普勒、彭加勒、希爾伯特、泡利、愛因斯坦、愛丁頓、米爾恩等許多巨匠對美的讚歎，並且加以熱烈的評論。錢德拉塞卡傾向于魏爾的立場：我的工作總是盡力把真和美統一起來，但當我必須在兩者挑選一個時，我通常選擇美。”大科學家們對美的敏銳發現、執著探求和衷心讚歎，展示出對更高層次統一性的獨特見解。蕌
六． 博愛精神
在希臘文中有四個詞表達愛，eros（愛洛斯，男女之愛），philia（非利亞，親朋之愛），nomos（挪摩斯，人對上帝之愛），agapē（阿伽培，上帝對人之愛）。“阿伽培”表達崇高的愛，“阿伽培”在新約聖經裏出現了三百多次，這是一種不計條件，永不止息的忘我之愛。“愛洛斯”與“非利亞”往往是雙向的，譬如《羅密歐與茱麗葉》這種雙向之愛用德語的Gegenliebe可以揭示，介詞gegen對著＋Liebe愛＝愛之回報。但是“阿伽培”則不要求雙向性。在加利利海濱，耶穌前兩次問彼得“你愛我嗎？”，用的是“阿伽培”，而失敗了的彼得卻慚愧地用“非利亞”低聲應之。黑格爾曾將真正的信仰精神作為悲劇人物必須具有的優良品質，“阿伽培”正是信仰精神的菁華。那永不止息的超然之愛是《聖經》中最重要的原則。《約翰一書》第四章寫著“上帝就是愛”。
希伯來文化中的博愛精神要落實在細微處－《舊約》中有許多感人的記載。《申命記》十五章吩咐“在你上帝所賜你的地上無論哪一座城裏，你弟兄中若有一個窮人，你不可忍著心，不幫補你貧乏的弟兄”。《利末記》十九章寫著“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總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你們的上帝”。
《聖經》的“愛人如己”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宛如一個硬幣的兩面。在更高的層面－孔子的“殺身成仁”，孟子的“捨身取義”，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表現出兩個偉大民族哲學體系的核心理念有著驚人的一致。然而，儒家的仁和基督的愛既有著重合之處，又有著深刻的區別。第一個區別是《聖經》的核心原則在《馬太福音二十二章》有著簡潔的概括“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義愛主你的上帝，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戒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愛主你的上帝”這一條趨向永恆的維度是儒家學說所不存在的。加爾文指出，上帝交給摩西的兩塊法板，一塊是要對上帝負責，一塊是要對人類負責。實際上兩塊是不可分割的，正是在第一塊法板的基礎上，第二塊法板的內容才得以實現。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指出“康得關於上帝存在和靈魂不朽的假定被視為個人的整體最大值戰略。這種戰略的最大特徵是通過其同期的最大值，還超越了個人的死亡界線，來保證的。”[19]價值論的實現，是建立在本體論的基礎上，在這裏可以舉一個明顯的重要事實：誠然一部分後母是很好的，但是統計性的事實顯示儘管後母具有女子的全部素質，具有可以做一個好母親的種種條件，但是往往與親母有很大的差別。江浙地區有一句俗話“六月的日頭，後母的拳頭”。在德文中有stiefmuetterlich，（後母似的，冷漠的，無慈愛的）這一單詞，可見繼母的局限是普遍性的。這可以顯現出價值論與本體論的密切聯繫。第二個區別是“你們要彼此相愛，象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20]，在這裏絕對不存在著等級差別──“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21]愛不但沒有等級差別，而且“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22] 顯克微支的名著《你往何處去》曾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品用很多的篇幅描述了在羅馬皇帝尼祿時代幾百萬基督徒殉道的悲壯場面。基督徒在被釘十字架、被野獸撕裂、被火燒死的極大痛苦中，依然是平靜坦然；殉道者寬恕迫害他們的仇敵，並且深情地為罪惡的羅馬祈禱。
雖然東西方文明在“仁”與“愛”這兩個基本範疇上有著較大的區別，可是畢竟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深淵。在這裏附上一個典型案例，可以顯示出“本體論”的重要價值。同時也顯示出東西方文明在“仁”和“愛”方面還是有著很大的共性：
同仁堂是我國中藥行業的老字型大小，始創於清康熙八年（西元1669年），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始終以“養生”、“濟世”為己任，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一律以誠相待，對症用藥，一視同仁。對貧病交迫者，還寬厚相濟，施醫舍藥，百姓無不讚譽。集團公司擁有較為雄厚的生產、科研、新產品開發力量。產品中有47種獲國優、部優和市優稱號。特別是安宮牛黃丸、牛黃清心丸、烏雞白鳳丸等“十大王牌”和“十大名藥”更是馳名中外。經營中成藥、中藥材、中藥飲片3000餘種，產品行銷全國各地及40多個國家和地區。同仁堂成功的關鍵是在於經營理念。創業恪守誠實敬業的藥德，提出：“修合（制藥時）無人見，存心有天知”的信條，始終不渝地遵循“炮製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的古訓。
（作者孫遇春博士為管理學教授 。此文曾在1997秋與2003年秋復旦大學東方管理研究中心的年會上有部分宣讀， 這裏刊出的比較完整。）
2007-4-1
I《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P223，新華出版社，1998
II《東亞價值與多元現代性》P20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III《海外華人企業家的管理思想》P1，S..B..REDDING著，上海三聯書店，1993。
[2] 《經濟·文化與發展》253∼260頁，厲以寧著，三聯書店出版，1996年。
[3] 《創世紀》第一章 二十六節
[4] 《使徒行傳》第二十章 三十四、三十五節
[5] 《法哲學原理》，P209，商務印書館，1981。
[6] 《法哲學原理》P210
[7] 《中國文化與文化論爭》P51－53，張岱年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8] 《聖經·箴言》三十一章
[9]《歷代志上》第二十七章二十五節至三十一節
[10] 《箴言》十一章 《申命記》二十五章
[11] 《歐洲中世紀經濟思想資料選輯》，P125－127，巫寶三主編，商務印書館，1998
[12]《申命記》17章
[13]《猶太史》P15，阿巴·埃班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6。
[14] 《人類的宗教》德文版P9，10，漢斯·宇爾斯·甫拉斯著 範登豪克出版社1993。
[15]《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P14－15，F.A.馮·哈耶克著 北京經濟出版社1989
[16] 《創造的秘密》P423-425 S·阿瑞提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7
[17] 《聆聽大師》 P85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18]《莎士比亞、牛頓和貝多芬──不同的創造模式》，P74，S·錢德拉塞卡著，楊建鄴等譯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
[19] 《倫理經濟學原理》P45，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20] 《約翰福音十五章》
[21] 《馬太福音25章》
[22]《馬太福音5章》